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先行先試的雙重意義

　　王琳

　　評論眼：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有其多重意義。但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支撐我國產業升級轉型都不是關鍵因素。因為知識產權庭同樣可以擔負這些功能。但知識產權庭分散在各地法院，在中國地方差異仍然懸殊的當下，容易導致知識產權保護的不盡一致。同時，知識產權糾紛的分布地也集中於北上廣等發達城市，這反過來會促進了知識產權領域優秀法官的趨於集中。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正是要借助發達城市的專業審判力量，來統一知識產權司法標准，整合知識產權司法資源，提升知識產權司法效能。

　　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昨日舉行了隆重而簡朴的揭牌儀式。此前，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已為該院任命了院長、副院長和首批主審法官。在廣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桂芳的監誓下，該院13名法官昨日面對憲法牆、向國旗宣誓忠於憲法和法律，嚴格履行法官職責。

　　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案件管轄的規定》，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在未來的三年內，在廣東省內跨區域管轄（除深圳市外）專利、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技術秘密、計算機軟件的一審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跨區域管轄涉及馳名商標認定的一審民事案件﹔管轄對廣州市、區政府所作的涉及著作權、商標、不正當競爭等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一審行政案件﹔管轄廣州市各基層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著作權、商標等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裁判的上訴案件。這一管轄范圍的確定，顯然是與知識產權糾紛復雜程度高、案件專業化程度高等因素緊密相聯。

　　回望過去，自1993年北京首先設立知識產權庭以來，迄今最高法院、全國31個高級法院、400多個中級法院以及被指定的100多個基層法院都相繼設立了知識產權庭，目前已擁有知識產權專業法官近3000人，已有7個高級法院，74個中級法院和80個基層法院開展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審合一”審理模式的試點工作。也正是這些知識產權庭所積累的長達21年的司法經驗，為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提供了實踐基礎。

　　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有其多重意義。但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支撐我國產業升級轉型都不是關鍵因素。因為知識產權庭同樣可以擔負這些功能。但知識產權庭分散在各地法院，在中國地方差異仍然懸殊的當下，容易導致知識產權保護的不盡一致。同時，知識產權糾紛的分布地也集中於北上廣等發達城市，這反過來會促進了知識產權領域優秀法官的趨於集中。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正是要借助發達城市的專業審判力量，來統一知識產權司法標准，整合知識產權司法資源，提升知識產權司法效能。當然，由於知識產權法院是跨區域設置，這也有助於法院在裁判過程中免受或較少受到來自地方保護的干擾，努力實現“同（類）案同判”。

　　正因由於知識產權法院是跨行政區域設計，其受案范圍也超越了傳統的行政區劃管轄范圍，這使得它的權力來源不可避免將受到現行法律制度的挑戰。從廣州知識產權法院院長及法官是由廣州市人大常委會任命可以看出，該法院的審判權也應來自廣州市人大的授予。但問題在於，廣州市人大或其常委會是否可以授權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管轄廣州之外的案件？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又是否應與廣州“一府兩院”一樣，對廣州人大負責並向廣州人大報告工作？廣州的人大代表來審議廣州知識產權法院審理其他行政區域的案件情況，是否合乎憲政邏輯？

　　其實，《關於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系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北上廣三家知識產權法院的案件管轄范圍也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確定。知識產權法院更象是中央設立在某個地方的法院。這種中央事權與地方事權的劃分，也可以參照司法機關省以下人財物統一管理來實現。將知識產權法院院長及法官的任免權交由省級人大，可能更契合這類專業法院的內在特征。當然，知識產權法院建設才剛剛啟動，頂層設計未盡完善之處，也要藉由基層的司法實踐來及時總結與適時調整。從更宏觀的視野觀察，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既是保護知識產權、推動中國產業創新的需要，又是推動司法體制改革與強化司法職業化專業化的先行試驗田。可以預料，未來還會有新的專業法院與跨區法院逐漸加入司法序列。

　　（作者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來源:南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