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版要"走出去"更要"走進去"

　　編者按

　　近年來，我國新聞出版“走出去”發展迅速，這表現在版權輸出區域結構、作品內容結構等方面的不斷優化。但同時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如單品種的國際影響力較弱，圖書數字出版比重較輕，在輸出地市場本土化經營能力不強等。在日前舉行的“中國出版‘走出去’論壇”上，業內人士就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交流，探索如何拓寬“走出去”之路。

　　2003年到2013年，我國出版物貿易逆差從15：1縮小到1.7：1，發展迅速。同時，版權貿易的輸出區域結構、作品內容結構等不斷優化，“走出去”路徑更加多樣，有力地推進了中外版權貿易與文化交流。但同時，面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版權貿易逆差不斷縮小，但面臨的問題仍很多，許多單位‘走出去’項目還是以低端的印刷、書店為主，影響力不夠，難以獲利。另外，出版機構‘走出去’之后要站住腳，要能夠實行本地化經營，還需要長時間的努力。”中國科技出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柳建堯在近日舉行的“中國出版‘走出去’論壇”上表示。中國科技出版傳媒集團是我國最大的學術出版機構，每年出版的圖書近1萬種、輸出版權200種左右。自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科技出版傳媒集團陸續在莫斯科、紐約、東京等地設立了分公司。但截至目前，已有兩家分公司關閉，另外兩家勉強維持平衡。

　　“中國出版‘走出去’論壇”是第12屆北京國際圖書節主要論壇之一，論壇上，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相關負責人與中國出版集團、中國科技出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等國內主要出版單位負責人共同探索數字時代傳統出版“走出去”之路。

　　輸出品種多樣但影響力弱

　　近年來，我國版權貿易工作成績顯著，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進口管理司司長張福海表示，具體表現為5個優化，即比例不斷優化，貿易逆差大大縮小﹔區域結構不斷優化，以前輸出以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以及日本、韓國為主，如今對主要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版權輸出比例顯著增長﹔內容結構不斷優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反映當代中國精神風貌、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的優秀圖書版權輸出數量和質量均有明顯提升﹔語種結構不斷優化，多語種特別是小語種圖書的版權輸出不斷增長﹔媒體形態結構不斷優化，出現了一批通過數字版權海外輸出帶動紙質版權輸出的大部頭、專業性強的出版物，數字出版成為“走出去”一大熱點。

　　除版權貿易外，出版“走出去”還包括圖書、報刊、音像等實物進出口，數字出版版權貿易，以及印刷服務，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等。

　　中國出版集團已經連續2年入選全球出版業50強，今年更是從22位上升到第14位。據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副總裁劉伯根介紹，集團成立以來，版權輸出從2003年的101項遞增到2013年的740項，10年共輸出2937項，為全國之首。其中，《於丹〈論語〉心得》簽訂了32個版權輸出合同，涉及28個語種、34個版本，是中國傳統價值觀通過出版走向世界的典型案例。同時，集團還建設海外網點促進“走出去”落地生根，已有海外機構31家，美國國際出版公司目前正在籌建。

　　張福海肯定了我國近幾年出版“走出去”取得的成就，但同時指出，目前我國輸出的品種雖然很多，但是單品種的國際影響力與引進的單品種在中國的影響力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國外很多暢銷書在中國同步出版，也能成為中國的暢銷書，但是中國的暢銷書能夠在國際上同步出版的很少，在國際上暢銷的則更少。

　　數字出版火熱卻佔比較小

　　數字出版的迅速發展，逐步改變了國際出版業的面貌和格局，開辟了“走出去”的一片藍海，成為許多傳統出版機構“走出去”的重要途徑。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張天蔚介紹，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與愛思唯爾出版集團合作，將交大版的數百種精品科技專著投放到對方數字出版平台上，供科研人員下載使用。該社還將與國際出版商合作開發“東京審判庭審文獻數據庫”，這是“新聞出版改革發展項目庫”入庫項目，共計8000萬字以上，可以讓全球讀者隨時隨地都能獲取關於東京審判這一重大歷史課題的全面信息。

　　中國出版集團也在數字出版出口上發力，推出多個重點項目，如國際數字資源交易與服務平台“易閱通”以及高端個人客戶閱讀平台“易閱客”。劉伯根介紹，“易閱通”在國際上已與100多家出版商、集成商合作，聚合了170萬種電子書、8000種數字期刊，面向國外4萬多家圖書館等機構用戶和幾百萬個人讀者。另外，還通過在北京建按需印刷中心，以及與全球最大的按需印刷商英格拉姆合作，可以實現在全球的紙本直供。“易閱通”上線運營1年多，已實現銷售4.1億元，其中出口數字產品9000萬元。此外，中國出版集團還推出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語言翻譯”為核心的“雲服務平台”——“譯雲”，通過語言翻譯服務的數字化轉型，建立了新的面向全球服務的“譯雲”在線即時翻譯平台﹔商務印書館的工具書數據庫和工具書在線平台，薈萃了100余種中外文精品工具書，涵蓋20多個語種，有360余萬條詞目，3.5億余字，具有強大的檢索功能，已面向全球用戶提供商業服務。

　　我國數字出版物的出口起步較晚，但是發展很快，總額已達20億美元左右。不過，張福海表示，由於這些年數字出版“走出去”中游戲出口絕大比重，圖書等其他類別的數字化產品所佔不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土經營重要但仍待提高

　　面對我國出版“走出去”面臨的這些問題，柳建堯認為，“走出去”的高級形式是經營“走出去”。目前有些出版單位已經探索出路徑，但是在經營“走出去”方面還有不足，在出版的本地化經營方面還有很大差距。他建議，應從5個方面入手。首先，要注重溝通。“走出去”首先是語言問題，高層次的“走出去”溝通不僅僅是語言問題，還需要花費時間來打造一支管理團隊，能夠和國外不同區域的員工進行溝通，迅速了解合作伙伴的真正訴求。他強調，團隊的建設需要人才的引進。

　　其次，要懂行情。不僅要了解當地出版市場的情況，還要了解當地的經濟文化，這是由於不同地區經濟文化有很大的差距。以人才本地化為例，在英美地區，股權激勵非常有效，而在日本和北歐，由於實行的是雇佣終身制，高薪更有吸引力。

　　再次，要充分發揮自身強項和優勢。如俄羅斯印刷業較弱，中國的出版機構可以在俄羅斯的印刷市場大有可為。而對歐美市場，不能僅僅依靠中國傳統文化如京劇、國畫、書法等去對話，更要對自己面對這一市場有什麼長項進行分析和總結，定位自己的優勢。

　　另外，還要有目標和耐心。柳建堯指出，出版“走出去”要有長遠目標與近期目標，要有的放矢、穩定地“走出去”“站住腳”“走進去”。30年來，我國已在“走出去”方面取得巨大成績，也遇到很多困難，要有長遠計劃，有耐心地“走進去”，開辟寬廣的國際市場。

　　安徽出版集團總裁、時代出版傳媒股份公司董事長王亞非則認為，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出版企業必須由單一的版權輸出模式融入到全球產業鏈運營，由單純的圖書延伸到全方位的文化投資和拓展。同時，還可以在海外設立國際出版傳媒集團，收購兼並當地企業，實現本地化經營。他還表示，要用足用好國家政策，企業自主走出去。中國國際經典出版工程、絲路書香工程、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等政策為出版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是企業“走出去”的指導方向更是保障。（知識產權報　記者　竇新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