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先行先试的双重意义

　　王琳

　　评论眼：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有其多重意义。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支撑我国产业升级转型都不是关键因素。因为知识产权庭同样可以担负这些功能。但知识产权庭分散在各地法院，在中国地方差异仍然悬殊的当下，容易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尽一致。同时，知识产权纠纷的分布地也集中于北上广等发达城市，这反过来会促进了知识产权领域优秀法官的趋于集中。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正是要借助发达城市的专业审判力量，来统一知识产权司法标准，整合知识产权司法资源，提升知识产权司法效能。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昨日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揭牌仪式。此前，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已为该院任命了院长、副院长和首批主审法官。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桂芳的监誓下，该院13名法官昨日面对宪法墙、向国旗宣誓忠于宪法和法律，严格履行法官职责。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未来的三年内，在广东省内跨区域管辖（除深圳市外）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的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跨区域管辖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一审民事案件；管辖对广州市、区政府所作的涉及著作权、商标、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一审行政案件；管辖广州市各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裁判的上诉案件。这一管辖范围的确定，显然是与知识产权纠纷复杂程度高、案件专业化程度高等因素紧密相联。

　　回望过去，自1993年北京首先设立知识产权庭以来，迄今最高法院、全国31个高级法院、400多个中级法院以及被指定的100多个基层法院都相继设立了知识产权庭，目前已拥有知识产权专业法官近3000人，已有7个高级法院，74个中级法院和80个基层法院开展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审合一”审理模式的试点工作。也正是这些知识产权庭所积累的长达21年的司法经验，为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提供了实践基础。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有其多重意义。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支撑我国产业升级转型都不是关键因素。因为知识产权庭同样可以担负这些功能。但知识产权庭分散在各地法院，在中国地方差异仍然悬殊的当下，容易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尽一致。同时，知识产权纠纷的分布地也集中于北上广等发达城市，这反过来会促进了知识产权领域优秀法官的趋于集中。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正是要借助发达城市的专业审判力量，来统一知识产权司法标准，整合知识产权司法资源，提升知识产权司法效能。当然，由于知识产权法院是跨区域设置，这也有助于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免受或较少受到来自地方保护的干扰，努力实现“同（类）案同判”。

　　正因由于知识产权法院是跨行政区域设计，其受案范围也超越了传统的行政区划管辖范围，这使得它的权力来源不可避免将受到现行法律制度的挑战。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院长及法官是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可以看出，该法院的审判权也应来自广州市人大的授予。但问题在于，广州市人大或其常委会是否可以授权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广州之外的案件？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又是否应与广州“一府两院”一样，对广州人大负责并向广州人大报告工作？广州的人大代表来审议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其他行政区域的案件情况，是否合乎宪政逻辑？

　　其实，《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北上广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也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知识产权法院更象是中央设立在某个地方的法院。这种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的划分，也可以参照司法机关省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来实现。将知识产权法院院长及法官的任免权交由省级人大，可能更契合这类专业法院的内在特征。当然，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才刚刚启动，顶层设计未尽完善之处，也要藉由基层的司法实践来及时总结与适时调整。从更宏观的视野观察，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既是保护知识产权、推动中国产业创新的需要，又是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与强化司法职业化专业化的先行试验田。可以预料，未来还会有新的专业法院与跨区法院逐渐加入司法序列。

　　（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