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員發現，我們大腦的連接方式會影響我們對他人的同情心，而這或許是衡量善惡的關鍵。

圖1：2017年10月1日，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酒店舉行音樂節期間，槍手持半自動步槍在32樓開槍射擊，射出1000多發子彈。自2011年以來，大規模公共槍擊事件變得更加頻繁

圖2：2012年12月14日，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學發生槍擊事件，6名工作人員和20名兒童喪生。此外，行凶者還殺害了自己的母親。學校現在已經被拆除，看不出模樣，連旗杆也沒有

圖3：1998年6月7日，德克薩斯州賈斯帕市的哈夫克裡克路，白人種族主義者殺害了非洲裔美國人詹姆斯·伯德（James Byrd, Jr），伯德被綁在小卡車上拖著走，圖中是伯德尸體被發現的地方

圖4：2016年6月12日，佛羅裡達州奧蘭多的Pulse夜店發生9/11以來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宣誓效忠ISIS的槍手襲擊了同性戀社區酒吧。在一周年紀念日當天，哀悼者返回現場。

圖5：1999年4月20日，兩個十幾歲的男孩在科羅拉多州科倫拜恩高中制造槍擊案，導致13人死亡24人受傷

圖6：2017年8月12日，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據稱由納粹狂熱分子駕駛的汽車加速沖向抗議白人至上主義者集會人群，殺導致1人死亡19人受傷，這名司機被控二級謀殺和其他罪行

圖7：2017年5月26日，俄勒岡州波特蘭的好萊塢站，裡克·貝斯特(Rick Best)和塔裡耶斯(Taliesin Namkai-Meche)在火車上因為2名女子辯護被刺身亡

圖8：2015年6月17日，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伊曼紐爾非洲衛理公會教堂槍擊案造成9人死亡3人受傷

圖9：2012年11月6日，加州弗雷斯諾職場槍擊案，導致2人死亡2人受傷

圖10：2008年2月14日，伊利諾斯州德卡爾布大學槍擊案，5人死亡18人受傷

圖11：2012年8月5日，威斯康辛州的橡樹溪錫克教寺廟槍擊案，6人死亡4人受傷

圖12：2007年2月12日，猶他州鹽湖城Trolley Square購物中心槍擊案，5人死亡4人受傷

在伊利諾斯州奧本(Auburn)移動住宅的廚房窗戶上，阿什利·奧爾德裡奇(Ashley Aldridge)可以清晰地看到大約100米外的鐵路道口。當這位19歲的母親第一次看到那個坐在輪椅上的男人時，她剛剛給兩個1歲和3歲的孩子喂了午飯，並開始洗碗，還有一大堆家務等著要做。偶然抬起頭，奧爾德裡奇注意到輪椅並沒有動，它被卡在鐵軌之間。這名男子正在大喊救命，一輛摩托車和兩輛汽車從旁駛過，卻沒有停下。

圖13：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奧爾德裡奇光著腳跑到鐵路口去救輪椅被困在鐵軌上的男人。

就在火車撞到他們之前，她努力把他拉了出來。奧爾德裡奇說:“我並不認為自己是個英雄，但孩子們總是告說我是一個英雄。我只是在幫助別人，我想這就是我的看法，因為如果那是我爺爺的話，我希望有人也能幫助他。”

奧爾德裡奇急忙跑出去，並讓鄰居照看她的孩子。然后，她聽到火車鳴笛的聲音，鐵軌發出鏗鏘的聲音，表明火車正在駛來。奧爾德裡奇赤著腳，沿著鐵軌兩側鋪滿礫石的小路上跑著。當她跑到那個男人跟前時，火車距離他們隻有800米遠，而且依然以近130公裡的時速前進。

奧爾德裡奇沒能把輪椅移開，她用雙臂抱住男人的胸部，試圖把他抬起來，但也沒能成功。當火車隆隆地向他們駛來，她猛地拉了一下。奧爾德裡奇往后倒去，同時也將男子從椅子上拽了下來。幾秒鐘后，火車撞壞了輪椅，鋼鐵和塑料碎片洒滿了數百米長的鐵軌。

2015年9月的那個下午，奧爾德裡奇拯救的那名男子完全是個陌生人。盡管她的生命受到威脅，但她堅決挽救他人生命的決心使她顯得與眾不同。奧爾德裡奇英勇救援只是科學家們所謂的“極端利他主義”的一個例子，這是一種無私的行為，冒著個人受到嚴重傷害的危險去幫助那些與自己無關的人。

無需感到奇怪，有許多這樣的英雄，比如以色列陸軍少校羅伊·克萊因（Roi Klein），他為了救援自己的戰友而扑在手榴彈上。還有裡克·貝斯特(Rick Best)、塔利耶斯(Namkai-Meche)以及米卡·弗萊徹(Micah Fletcher)，他們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火車上為兩個年輕女性(其中一人戴著頭巾)進行辯護。三人都遭到刺殺，隻有弗萊徹幸存下來。

圖14：為了幫助陌生人，弗萊徹和另外兩名男子在波特蘭市的通勤火車上為兩名婦女辯護，他們都遭到刺殺，兩人死亡，弗萊徹頸部受傷。

他說，他本能地想要幫助這些婦女。他小時候被診斷患有自閉症，常被人欺負和毆打。他說:“如果你真的融入社區，那麼每個人都應該互相支持。”

這些高尚行為與人類犯下的其他恐怖行為形成鮮明對比，比如謀殺、強奸、綁架、折磨。想想看，2017年10月份在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的曼德勒灣酒店(Mandalay Bay)32層，一名男子在鄉村音樂節上開槍掃射。3周后，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為58人，546人受傷。或想想冷酷的連環殺手，如南卡羅來納州的房地產經紀人托德·科爾霍普（Todd Kohlhepp），他喜歡在奇異的產品在線評論中留下謀殺線索，包括折疊鏟:“始終放入汽車中，以便用於隱藏尸體。”

盡管這些恐怖行為有些反常，但它們的發生往往足以提醒我們黑暗的真相：人類的殘酷有時讓人無法形容。極端利他主義者和精神變態者是我們最好和最壞本能的例証。道德譜系的一端是犧牲、慷慨以及其他我們認為好的特質，而另一端則是我們認為邪惡的自私、暴力和破壞性沖動。

研究人員說，這兩種行為的根源都始於我們過去的進化。他們假設，人類和其他許多物種，在更小的程度上進化出了互相幫助的願望，因為大型社會群體的合作對於生存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由於群體內也需要爭奪資源，因此傷害乃至殺死對手的意願也至關重要。芝加哥大學社會神經學家讓·德賽蒂（Jean Decety）說：“我們是地球上最具社會性的物種，我們也是地球上最暴力的物種。我們有兩張臉，因為它們對生存至關重要。”

幾個世紀以來，關於人類善與惡的起源和表現問題，也是哲學或宗教辯論的主題。但近幾十年來，研究人員在理解驅動善與惡的科學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兩者似乎都與一種關鍵的情感特質有關，即同情心，這是大腦感知他人感受的內在能力。研究人員發現，同情心是點燃我們內心同情之火的導火索，驅使我們去幫助處於困境中的人。研究還發現，暴力、精神病態以及反社會行為都缺乏同情心，這似乎是由於神經回路受損造成的。這些新見解為訓練方案和治療方案奠定了基礎，它們都可以增強大腦的移情反應。

圖15：菲尼亞斯·蓋奇(Phineas Gage)及其額葉，主要幫助研究大腦是如何工作的。

鐵路建筑工頭蓋奇在1848年的爆炸中幸存下來，他的左額葉上插入鐵棒。當他恢復后，變得不再友好和受人尊敬，對任何事都漠不關心。當良性腫瘤在一個加拿大病人的額葉上生長時，他也經歷了類似的變化。在2016年腫瘤切除后，他的妻子告訴醫療團隊：“謝謝你們把丈夫還給我。”核磁共振掃描顯示了手術前后的腦部特征。蓋奇等案例有助於解釋大腦結構如何引導社會和道德行為。

研究人員曾認為，年幼的孩子不關心他人的幸福，如果你看到孩子發脾氣，會相信這是個合乎邏輯的結論。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嬰兒在一歲之前就會出現同情心。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心理學家馬岩·戴維多夫（Maayan Davidov）和同事進行了一些研究，分析了孩子們目睹某人陷入痛苦的反應，包括哭泣的孩子、母親假裝受傷等。

結果顯示，即使在6個月大時，許多嬰兒就已經會用面部表情來回應這些刺激，反映出他們的擔憂。有些孩子還表現出關心他人的姿勢，比如身體前傾，試圖與處於困境中的人交流。在他們一歲的時候，嬰兒也表現出試圖理解他們所看到的痛苦的跡象。18個月大的嬰兒經常把他們的同情心轉化成積極的社會行為，比如給孩子受傷的孩子以擁抱或玩具以示安慰。

然而，並非所有的孩子都是如此。在少數群體中，從生命誕生的第二年開始，研究人員發現他們就會出現所謂的“主動漠視他人”行為。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員卡洛琳·扎恩-沃克斯勒（Carolyn Zahn-Waxler）說：“當有人報告說自己受傷時，這些孩子會嘲笑甚至抨擊他們，他們會以判斷語調說：‘你沒有受到傷害’或‘你應該更小心’。”扎恩-沃克斯勒和她的同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心理學家Soo Hyun Rhee發現，這些孩子進入青春期后，他們很有可能發展出反社會傾向，並陷入困境。

其他的研究則通過問卷調查來衡量青少年的麻木不仁和缺乏情感表達能力，比如在做錯事時是否會感到懊悔。那些“冷酷無情”特征的人往往有頻繁和嚴重的行為問題，例如，在打架時表現出極端攻擊性，或者破壞財產行為。研究人員還發現，其中有些青少年最終犯下了諸如謀殺、強奸和暴力搶劫等重大罪行。有些人成年后可能會成為精神病患者，他們有著冷酷無情的心，會犯下令人無法想象到的最可怕罪行。

圖16：同情心剖析：利用掃描技術，科學家可以識別大腦的某些部分。

當我們同情他人時，這些大拿部位顯得十分活躍。通過結合這些結果與其他發現，包括心理評估、基因測試等，研究人員正在開始確定哪些生物和環境因素會加強或腐蝕我們的同情心?

如果作為精神變態行為核心的同情心缺失可以追溯到蹣跚學步的時候，邪惡是否存在於我們的基因中，就像DNA中引誘夏娃的毒蛇？答案不是“是”或“不是”。就像許多疾病一樣，先天和后天都存在聯系。對雙胞胎的研究表明，有些幼童和青少年所表現出的冷酷無情特質，在他們遺傳的基因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然而，在一項針對561名幼兒（母親都有反社會行為史）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那些生活在缺乏教養的收養家庭中的孩子，比在溫馨養育環境的收養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更容易表現出無情的情感特征。

天生的基因導致缺少同情心的孩子更有可能在未來生活中遇到困境。倫敦大學學院研究心理學家埃希·雷丁（Essi Viding）表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不像正常兒童那樣表達感情，沒有任何同情心，這個孩子可能在周圍的人種引起不同的反應，包括父母、老師以及同齡孩子中。當然，這些孩子中的許多人都生活在親生父母家庭中，所以他們經常會遭遇雙重打擊：父母可能對很多育兒任務的准備不足，他們也不擅長移情，更不善於調節自己的情緒。”

2012年5月11日凌晨，在英格蘭德比郡，消防隊員們竭盡全力從著火的房子中搶救6名兒童。但是熱氣和煙霧非常強烈，當救援人員終於爬上了他們正在睡覺的地方時，隻有一個孩子還活著。兩天后，那個男孩也在醫院去世了。警方懷疑有人縱火，因為有証據表明火災是通過門上的郵件槽注入汽油引發的。

當地居民籌集資金來幫助孩子的父母米克（Mick）和梅裡德·菲爾波特（Mairead Philpott）支付葬禮費用。在感謝社區幫助的新聞發布會上，菲爾波特雖然在哭，但眼中卻很少有淚水。發布會結束后，菲爾波特就崩潰了，但德比郡的副警長對這種不自然的行為感到奇怪。18天后，警察逮捕了菲爾波特和他的妻子。調查人員認定，他們與米克的情婦合謀，自己縱火燒了房子。法庭裁定三人犯有過失殺人罪。

圖17：新墨西哥大學神經科學家肯特·基爾（Kent Kiehl）發現精神變態者的大腦異於常人。

他掃描了4000多名囚犯的大腦，並測量他們大腦的活動以及不同大腦區域的大小。他說，心理變態者在相互連接的大腦結構中存在缺陷，這些結構可以幫助處理情緒、做出決定、控制沖動以及設定目標。

圖18：在威斯康辛州的這個監獄裡，針對青少年暴力罪犯，一個項目正在幫助他們避免成為終身罪犯。

根據他們每天的行為，這些年輕人可以在第二天獲得某些特權，比如允許玩電子游戲。這種方法允許他們每24小時就能自我救贖。圖中，這名男孩拿著一張圖表，上面是他每周的平均得分

菲爾波特假裝悲痛和毫無悔意是精神變態者的特征之一，這一類人在大眾的想象中被視為邪惡的化身。精神變態者完全無視他人的感受，盡管他們似乎學會了模仿情感。新墨西哥大學神經科學家肯特·基爾（Kent Kiehl）說：“他們完全無法表達類似移情、罪惡或懊悔的情感，他們和我們其他人完全不同”。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基爾通過掃描囚犯的大腦來探索這種差異。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監獄中，每5個成年男性中就有一個在精神變態方面得分很高。而在一般男性中，這個比例為1/150。基爾和同事們在拖車裡安裝了核磁共振成像掃描儀，從2007年開始，他們對4000多名囚犯進行了檢測，測量了他們大腦的活動以及大腦不同區域的大小。

在回憶早些時候所看到的情緒激動話語，比如“痛苦”和“皺眉”時，與非精神變態的囚犯相比，精神變態犯罪分子大腦的杏仁核(amygdala,情緒處理的主要場所)表現出活動減少跡象。在一項旨在測試道德決策的任務中，研究人員要求囚犯們評估屏幕上閃現圖片的攻擊性，比如三k黨(Ku Klux Klan)的十字架燃燒或被毆打的臉。雖然精神變態罪犯的評分與非精神病犯罪者的評分並無不同，但精神變態者在道德推理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大腦區域不夠活躍。

基於這些和其他類似的發現，基爾確信精神變態者在相互連接的大腦結構系統中存在缺陷，包括杏仁核和眼窩前額皮質，它們幫助處理情緒、做出決定、控制沖動以及設定目標等。基爾說:“與其他囚犯相比，在那些具有高精神病特征的個體中，這些結構中的灰質基本上減少了5%到7%。”精神變態者似乎通過使用大腦的其他部分來認知模擬真正屬於情感領域的東西來彌補這一缺陷。也就是說，在我們都能感覺到對與錯時，精神變態者必須對其進行思考。”

圖19：就像丈夫一樣，梅西·尤因（Missy Ewing）向陌生人捐獻了自己的腎臟。

她唯一的獎賞就是從捐款中得到的安慰。她說自己的禮物是對她生活中所收到的愛的回應。研究人員發現，像尤因這樣的利他型腎捐贈者有更大、反應更靈敏的杏仁核，這使得他們對他人的情緒更加敏感。

喬治敦大學心理學家阿比蓋爾·馬什(Abigail Marsh) 19歲時，為了避免撞到一隻狗，她的車在橋上打滑失去控制，最后停在了快車道上。馬什無法啟動引擎，也不敢下車，汽車和卡車從旁邊疾馳而過。一個男人停下車，穿過高速公路，幫助她發動汽車。馬什說：“他冒著巨大風險跑過高速公路。除了他隻想幫忙，沒有別的解釋。怎麼會有人去做這樣的事呢?”

馬什的腦子裡不斷地反思著這個問題。在喬治敦大學工作后不久，她就懷疑那名男子所表現出來的利他主義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與精神變態行為相反。她開始尋找一群非常善良的人來研究，並認為無私的腎臟捐獻者會成為理想的對象。這些人選擇捐腎給陌生人，有時甚至會招致經濟損失，卻得不到任何補償。馬什和她的同事們從全國各地找到了19名捐贈者。研究人員給每個人展示了各種面部表情的黑白照片，包括恐懼、憤怒以及中立表情，並用核磁共振機掃描來繪制他們大腦的活動和結構。

圖20：引導他人走向安全：當查韋斯(Chavez)在拉斯維加斯音樂節上看到這名滿身是血的女子時，他意識到自己和女朋友都受到了攻擊。

他幫助這名女子安全逃生，然后又看到了他們早些時候見過的另一個觀眾。查韋斯說：“我們的眼睛對視著，充滿了恐懼。但我知道自己必須留在那裡幫助她。”他幫助多個因害怕而癱瘓的人，並把他們推過柵欄。

圖21：在他去上班的路上，威廉·拉米雷斯（William Ramirez）從一名持槍男子的槍林彈雨中救出了一名邁阿密警察。

他把車開到警察和槍手之間，開了一扇門，這樣警察就可以跳進去，然后迅速跑到安全的地方。拉米雷斯說：“我不能就這樣過去，不做任何事就去工作。警察總是冒著生命危險保護我們。”

當看到可怕的面部表情時，捐獻者的右杏仁核反應比對照組更大。另外，研究人員發現，他們的右杏仁核平均比對照組大8%。之前對精神變態者進行的類似研究發現了相反的結果：在精神變態者的大腦中，杏仁核的作用更小，在對受驚的面孔做出反應時，其活性也比對照組小得多。馬什解釋道：“恐懼表情引起關注和關心。如果你對這種表情沒有反應，你就不太可能對其他人有表示出關心。而利他型腎臟捐獻者似乎對他人的痛苦非常敏感，恐懼是最嚴重的壓力，可能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杏仁核比平均水平要大。”

世界上大多數人既不是極端利他主義者，也不是精神變態者。在任何社會中，大多數人通常不會對他人進行暴力行為。然而，也有種族滅絕組織，包括以種族、民族和宗教為宗旨的社會團體，對其他群體進行了猛烈攻擊。德國納粹的毒氣室毒害了數百萬猶太人，盧旺達胡圖族的極端分子揮舞著砍刀屠殺了幾十萬圖西人和胡圖人，伊斯蘭國家恐怖分子屠殺伊拉克雅茲迪人，諸如此類的事件提供了可怕的証據，証明邪惡可以控制整個社區。”

圖22：芝加哥整形外科醫生薩默·阿塔爾（Samer Attar）曾前往伊拉克、約旦和敘利亞充當志願者，為沖突地區的病人治療。

和其他極端利他主義者一樣，他冒著生命危險去拯救他人。當阿勒頗在2016年被圍困時，他是最后一個離開的美國醫生。

20世紀60年代，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曾做過著名的棱鏡實驗，我們可以部分地理解良知聲音是如何對種族滅絕士兵產生影響的。在這些研究中，受試者被要求在另一個房間裡給沒有正確回答問題的人發送電擊，每次回答錯誤都會增強電壓。受試者在實驗中扮演了一個實驗者的角色，他們通常會把電擊的頻率調高到危險的高壓水平。這些電擊不是真實的，受試者聽到的疼痛哭聲也是預先錄制的，但受試者隻在事后才發現。?

美國國務院前官員、致力於防止大屠殺的非營利組Genocide Watch創始人格裡高利·斯坦頓(Gregory Stanton)，已經確定了可能導致其他正派人犯下謀殺罪的狀態。當蠱惑人心的領導人將目標群體定義為“另一個”，並聲稱其成為支持者利益威脅時，這一切就開始了。歧視隨之而來，很快，領導人將他們的目標描述為“次等人”，削弱了所在群體對“另一個人”的同情心。

接著，社會變得兩極化。斯坦頓表示：“那些策劃種族滅絕的人說：‘你要麼支持我們，要麼反對我們。’”。接下來是准備階段，種族滅絕的締造者們擬定了死亡名單，儲存武器，並計劃如何執行這些屠殺。群體外部成員有時被迫搬到貧民區或集中營。然后大屠殺開始了。

許多行凶者仍然沒有受到良心的譴責，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去感受（就像心理變態殺手一樣），而是因為他們找到了使殺戮合理化的方法。新罕布什爾州基恩州立大學種族滅絕學者詹姆斯·沃勒（James Waller）說，他發現“人類思維中令人不可思議的能力，可以為最糟糕的行動尋找借口。”在盧旺達種族屠殺期間，有些人甚至把孩子們都砍死，甚至是他們自己認識的孩子。沃勒說，他們的理由是:“如果我不這樣做，那些孩子長大后就會回來殺我。這是確保我的人民安全和生存必須要做的。”

圖23：當6歲女兒阿維勒（Avielle）在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中喪生后，杰裡米·裡奇曼（Jeremy Richman）以她的名義創立了基金會，他說這是為了防止其他人遭受這種可怕的心傷。

這個基金會支持大腦研究，將暴力視為一種疾病。它位於已經關閉的費爾菲爾德山醫院舊址上，這裡曾經安置許多危險的精神病患者。

我們同情和引導同情的能力可能是天生的，但它不是不可改變的，這兩種情況都不傾向於在童年時期培養出精神變態和反社會的性格。近年來，研究人員已經証明了將邪惡消滅在萌芽狀態、以及增強我們積極的社會本能的可行性。威斯康辛州門多塔青少年治療中心的一項測試表明，防止暴力少年變成終身罪犯的可能性已經存在。該中心關押著許多重罪犯，但更多以精神病醫院狀態運營。這裡的青少年已經有很長的犯罪歷史，並成為他人的威脅。

高級心理醫生邁克爾·考德威爾(Michael Caldwell)說：“這些人本質上已經脫離了人類種族，他們與任何人都沒有聯系，而且他們與所有人都處於一種真正的對抗姿態。”。該中心試圖建立與孩子們的聯系，盡管他們有攻擊性和反社會行為。甚至當囚犯向工作人員身上投擲糞便或噴霧劑時，工作人員也會人道地對待他們。

孩子們每天在一系列行為評定量表上評分。如果他們做得好，他們會在第二天獲得一些特權，比如玩電子游戲的機會。如果他們表現不好，比如說參與打架，他們就失去了特權。中心主任格雷格·范·裡布魯克（Greg Van Rybroek）說，重點不是懲罰不好的行為，而是獎勵好的行為。這與大多數懲教機構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孩子們開始表現得更好。

這些孩子“冷酷無情”的特性減弱。他們改善控制情緒和控制暴力沖動的能力似乎已經超出了門多塔的高牆。該中心的研究發現，在該項目中接受治療的青少年在釋放后的兩到六年內，重新犯下暴力罪行的比例要比其他地方低得多，程度也輕得多。裡布魯克表示：“我們沒有任何魔法，我們實際上創造了一個系統，它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世界，並試圖以一種公平、一致的方式來打破他們的桎梏。”

在過去十年裡，研究人員發現我們的社會大腦是可塑的，甚至在成年期也是如此，我們可以被培養成更善良和慷慨的人。德國萊比錫馬克斯·普朗克人類認知和腦科學研究所的社會神經科學家塔尼亞·辛格（Tania Singer）率先研究了這一現象。

圖24：蘇·克萊伯德（Sue Klebold，左）是迪倫·克萊伯德（Dylan Klebold）的母親，后者是1999年在科羅拉多州哥倫拜高中制造槍擊案的兩名青少年之一。

克萊伯德寫下了自己的經歷，並將收益捐給心理健康慈善機構。她已經扮演起科尼·桑德斯(Coni Sanders)母親的角色，后者的父親在大屠殺中喪生。然而多年來，桑德斯對克萊伯德撫養一個殺手兒子感到憤怒。但她努力培養自己的孩子幫助她理解了克萊伯德。她說:“如果有人的痛苦比我更大，那就是她。”

辛格和同事們發現，同情心在大腦中使用了不同的網絡，能夠導致積極的社會行為，但大腦對另一個人的移情反應有時會產生移情壓力，這是一種消極反應，使旁觀者想要遠離患者，以保持他或她的幸福感。

為了增強同情心，將對他人痛苦的意識和對減輕痛苦的渴望結合起來，辛格和同事們已經測試了各種訓練效果。一種著名的運動源於佛教傳統，包括讓被試者去冥想所愛的人，例如父母或孩子，將溫暖和善良指向那個人，並逐漸將同樣的感覺延伸到熟人、陌生人甚至是敵人身上，不斷擴大愛的圈子。辛格的研究已經表明，那些接受過這種形式的仁愛冥想訓練的人，即使是幾天也會產生更富同情心的反應，比如觀看那些遭受情緒困擾的人的短片。

在另一項研究中，辛格同事們通過電腦游戲測試了仁愛訓練的效果。在電腦游戲中，受試者引導電腦屏幕上的虛擬角色通過迷宮尋找寶箱，並在路上打開大門。他們也可以選擇為其他尋找寶藏的角色打開大門。研究人員發現，接受過同情訓練的受試者比對照組的受試者更願意幫助其他角色，這些人就像現實中的陌生人一樣。

我們也許能夠塑造我們的大腦，讓它變得更無私，這對社會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展望。辛格認為，讓未來更近的一種方法是在學校裡進行同情培訓。結果可能打造更加仁慈的世界，更多像阿什利·奧爾德裡奇這樣的人。在這個世界裡，極端利他的善良不再罕見，而是會成為人類的一種決定性特征。（小小）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