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深圳參加生物技術會議，讓我想起32年前曾路過深圳。深圳變化巨大，我希望今后30年，深圳的生物技術產業也能出現巨大變化，帶領或推動中國生物技術產業從中國制造變成中國設計，也可以這樣直白地說：從代工廠為主變成原創為主。

美國生物名教授辦企業屢成經典

我出國后在美國幾個學校對世界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有一些見聞。

1985年我在舊金山加州大學念研究生。1973年，加州大學生物化學教授赫伯特·伯耶與斯坦福大學的微生物學教授斯坦利·科恩發明了重組DNA技術，是20世紀最重要的生物學技術。1976年，伯耶與29歲投資家斯萬森成立了生物技術公司基因泰克，標志著全世界生物技術產業的誕生。一個教授開創了全世界新的產業。基因泰克於1980年美股上市，打破了截至1980年全世界上市當天股票增加最大的歷史記錄。

在伯耶的激發之下，其他生物學科相對薄弱的學校如哈佛、麻省理工的教授也紛紛建立了生物技術企業，其中不乏很多科學家不掌握任何專利，但擁有“know how”，坐在學校裡掌控大局，指導畢業學生全職在企業工作。1980年代到1990年代美國生物技術產業出現了繁榮。

1991年，我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后，導師是道格·麥爾登。1987年，一位醫生與麥爾登等3位科學家一道創業。這個企業就是吉利德（Gilead）。世界十大藥物制造企業多是很早以前成立的，在過去40年它們進一步通過並購而擴大。但吉利德卻從無到有，不到40年躋身世界十大藥廠。它不僅自身專注研發，且有足夠的洞察力，收購合適的企業創造奇跡：前幾年，一個隻有82人每年赤字幾千萬美元的企業，卻開出身價10億美元。吉利德收購它12個月后，該企業的藥物獲得FDA批准，24個月后從市場收回全部成本，之后該藥成為旗艦型藥物。

1994年我在華盛頓大學任教。那裡也有過一些有關藥廠的傳奇。例如曾任華盛頓大學生物化學系主任的Roy Vagelos，他在華盛頓大學的改革包括研究生制度改革，1976年就任默克（Merck）研發總裁，后來成為默克的CEO。默克不僅是老牌的全世界十大藥廠之一，而且原創新藥第一。

用Vagelos時，連他本人都感到奇怪。默克告訴他，我們就是要你的原創，不在乎你沒有藥廠經驗。Vagelos沒有辜負期望，帶領Merck通過原創性藥物造福人類。Vagelos還與深圳有關，他任Merck總裁時，決定送深圳一個制造乙型肝炎疫苗的工廠，在中國經濟還不是很好的階段，他為降低中國肝炎和肝癌發病率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有過原創領先的歷史

我國的現代化學藥物從依賴進口到主要進行仿制，但也有原創。

20世紀上半葉，陳克恢在美國獲得兩個博士學位，期間到北平協和醫學院工作過兩年，研究麻黃素。麻黃素首先是由日本科學家從中藥麻黃中提取出來的化學分子，但其藥理作用不清楚。在協和期間陳克恢揭示了麻黃素的藥理作用，並使麻黃素變成迄今為止在全世界由中藥衍生單體應用人群最多、時間最長的化學分子。陳克恢回到美國以后還有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也擔任過禮來藥廠研發總管，擔任過美國藥理毒理協會理事長，但他的麻黃素研究是經典。在中國研究條件不是很好的情況下，他單槍匹馬地做出了經典工作。

張昌紹於1940年回國到重慶的上海醫學院，短短幾年時間，他與化學家合作從中藥常山獲得治療瘧疾的常山鹼和常山新鹼，是從中藥獲得抗瘧化學單體的先驅。屠呦呦等在1970年代從中藥青蒿發現青蒿素，是大家更熟悉的故事，她們的工作不僅造福中國病人，也拯救了全世界被瘧疾所困擾的人們。張昌紹在1940年代的工作，實際有美國科學家參與競賽，中國科學家居然在條件惡劣的情況下領先。屠呦呦等1970年代的工作也是領先世界。如此不可思議，說明我國科學家可以做出世界領先的工作。

1971年到1973年，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張亭棟明確了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療特定的白血病亞型APL，這是中國第一次推出治療白血病的化學單體分子。1980年代，上海第二醫學院的王振義在國外科學家提出13順維甲酸可以治療APL白血病的基礎上，發現全反型維甲酸才是治療APL的有效藥物。今天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型維甲酸成為全世界治療APL首選藥物，這是中國科學家對人類的貢獻。

深圳具備優勢和實力

原創性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將在中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願深圳成為原創性科學支撐新型企業推動經濟的中國第一。

近年深圳創立了南方科技大學，同時吸引了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在深圳建立校區。它們會為深圳帶來具備原創能力的科學家，推動高新技術在深圳的誕生。深圳應該對它們加大支持。我個人判斷：千裡之外長期辦分校不可想象，分校最后很可能會被深圳完全擁有，只是時間問題。現階段的分校很可能是過渡時期全國高校支持深圳的一種模式。

除支持高校人才培養、人才集聚之外，深圳在高科技、生物醫藥方面也進行了部署。雖然有些城市在生物醫藥先走一步，深圳已奮起直追。

在廣東，深圳也與東莞競爭。例如東莞有IT的血汗工廠富士康，深圳也有生物技術的血汗工廠華大基因。因為富士康能夠生產精密儀器，而華大基因基本停留在使用儀器、粗糙加工信息的階段，富士康對這種比喻不是很高興，但應該寬容有耐心等后者迎頭趕上。

在經濟積累、人才積累、科技積累的基礎上，深圳有理由更上一層樓。希望在新的時代，深圳能催生如陳克恢、張昌紹、屠呦呦、張亭棟一樣的原創性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在深圳產生和轉化其成果，推動深圳發展，造福人類。（饒毅  作者系《知識分子》主編，北京大學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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