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時！超時……”主持人不停地在台下用提示板提醒，可一次又一次的掌聲，讓張鑒的演講延長了近15分鐘。

今年6月，在杭州舉辦的2017中國知識產權刑事保護論壇上，全球大咖雲集。來自寧夏的張鑒，意外地成了全場焦點之一。

會后，許多人圍住張鑒，拋出各種問題。一位參會者遞上名片，上面印著“阿裡巴巴打假特戰隊”的字樣。“真想不到，銀川能夠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領全國之先，可否請您抽空到我們總部看看。”

“嘔心瀝血兩年多。”從位於西北的寧夏，走上全國的講台，張鑒有著太多的感慨。

知識產權保護，張鑒本是外行。兩年前，被賦予重任的他急於四處求教。經過數次預約，終於見到國內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權威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春田。

原本約定30分鐘的談話，持續了4個多小時。分別時，劉春田意猶未盡：“銀川的工作，非常具有前瞻性。抓好了，不論是對實體經濟抑或是虛擬經濟的發展，都是一種強有力的保護！”

在中國的地理和經濟版圖上，銀川位置不佔優，經濟體量也不大，知識產權保護有那麼迫切麼？憑什麼能站上全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地？與張鑒聊之前，幾乎所有人都會有這樣的疑問。切磋之后，很多人都想到銀川去實地看一看。

“倡導創新文化，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的這一重要論述，更是讓張鑒備感欣慰：銀川正在做和將要做的事，正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

從經偵部門獨立出來

“沒有經驗和模板，隻能摸著石頭過河”

鏡頭閃回到2015年銀川市委的一次專題會議上。

“現在的銀川還是不是藍天白雲？我們如何通過反梯度發展，告別過去的傻大黑粗？”沒有區位優勢，沒有體量優勢，煤與化工一度是這座城市的經濟命脈。銀川經濟要向何處去，參會領導爭論激烈。

“大家最終就銀川未來走向達成一致意見，通過知識產權保護營造最優的保護和發展大環境，吸引最好的科技型企業、創新型企業進入。”銀川市副市長郭柏春說，會議的成果之一，就是要搞一次大膽的嘗試，成立獨立的知識產權保護隊伍。

這一年10月，銀川市公安局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偵查支隊（以下簡稱知偵支隊）正式成立，張鑒被任命為第一任支隊長。“過去涉及知識產權的案件都是放在經偵部門，專門獨立出來，銀川走在了前頭。沒有經驗和模板，隻能摸著石頭過河！”張鑒說。

一開始，不少從其它部門調來的隊員還擔心無案可辦，誰知沒幾天就發覺大有用武之地。

“沒有這支隊伍，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說起這事，寧夏寶慶能源集團辦公室主任高棟哲就來了勁頭。寶慶能源集團是一家從事成品油批發與零售的公司，雖然規模不大，但在行業內也算經驗豐富，誰承想卻因油罐建設環節的問題吃了大虧。

2016年，寶慶公司已建好的大型油罐儲存的油品突然出現問題。經過細致檢查，發現是油罐串罐，導致汽油和柴油相混，價值40萬元的油品打了水漂。再徹查才發現罪魁禍首是閥門。

閥門用的可是上海遠高，一個名聲在外的品牌！寶慶公司覺得不可思議，請來上海遠高廠家的維修人員到現場一看，結果發現閥門全是假冒偽劣產品。

“假冒偽劣我們也認了，隻要能修好就行。如果全部更換，需要清空油品，至少得一個月，耗不起！”高棟哲說，損失巨大，隻能報警求助。

“我們到治安大隊報案，系統錄入后，知偵支隊主動介入並與我們聯系。”通過相關部門檢測，在這個建設項目中，不僅閥門有假冒，鋼板、水泵、電機、柴油機都有假冒偽劣問題。“這簡直就是我們實體經濟發展的毒瘤！我們跟這些個制假售假的鉚上了！”說這話時，高棟哲努力讓自己語氣平靜，可手裡的水杯卻抖動不停。

在與知偵支隊的不斷溝通中，寶慶公司發現自身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同樣存在不少問題。“我們是個成長中的小公司，光顧著發展了，過去確實不太注意，現在有了知偵支隊，我們決心維權到底。”高棟哲坦言。

這還只是冰山一角，順藤摸瓜，知偵支隊揭開了一個位於浙江某地的造假團伙的造假產業鏈。位於寧東煤化工基地的寶利新能源公司同樣成為受害者，知偵支隊上門辦案時，發現其購買的600多萬元設備並非正品時，公司負責人差點崩潰：“這可怎麼辦？”

“本案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已經歸案，我們正在積極辦理，為受損企業追討損失。”張鑒說。

通過對知識產權刑事保護，加大對制假售假的刑事處罰，保護實體經濟免受假冒偽劣之害，是銀川市知偵支隊成立后的當務之急。幾個案子下來，知偵支隊的隊員們切身感受到，打擊制假售假行為是何等急迫。

迄今，知偵支隊共破獲包括汽車零配件、食品、藥品、衛生用品等涉案領域在內的侵權假冒違法犯罪案件10余起，抓獲涉嫌違法行為人20余人，搗毀假冒“塞北雪”“啟元”“厚生記”等“本土制造”的制假、售假窩點5處。搗毀假冒國內知名品牌“茅台”“五糧液”等制假、售假窩點18處，繳獲侵權假冒商品1000余箱，涉案總值2000多萬元。

用另一種方式算賬

“侵權，不僅讓一個公司蒙受損失，甚至能讓一個產業倒退”

一些專業部門的人，將知偵支隊的成立形容為讓知識產權保護長出尖牙利齒。“我們過去執法，針對涉案物品，頂多扣押贓物、罰款了事，很少會去考慮司法途徑，難以形成長期震懾。”張鑒說。

成立之初，知偵支隊曾面臨種種質疑。“好多經濟大省都沒專人做這個，你們銀川有什麼產業和品牌，值得拿出專門的編制、經費來搞知識產權保護？”

“得用另一種方式算賬。”劉春田教授這樣認為。

“歐美國家就建立了一套制度，承認創新成果是財產，激發出大眾的創新熱情，因為有這個制度，所以在產業鏈中居於上方。你想做加工，必須承認這個，蘋果手機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劉春田感慨良多，“尤其是在網絡時代，無論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對於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顯得更加急迫，誰先佔領制高點，誰就能在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2015年底，知偵支隊剛剛成立，一起手機游戲侵權案件找上門來。“這款知名手游模仿某知名網游，無論場景還是人物設置方面，大量雷同。”知偵支隊偵查大隊副大隊長段旭龍介紹。

隨著手機的普及，互聯網越來越多地進入移動端，這是知識產權保護一個全新的領域。知偵支隊辦案民警光學習和研究網游等方面的知識，就花了半個月時間。

為了取証，專案組先后輾轉廣東、北京、上海等地。在位於廣州的侵權公司總部調用數據與賬本時，知偵支隊6個辦案民警還遭遇過當事方的“空城計”，直面過眾多公司員工的刁難及各種利誘。

這起手機游戲侵犯著作權案，涉案金額1.2億元，最終抓獲犯罪嫌疑人7名，追回損失6000余萬元。

此案也讓知偵支隊一炮走紅，一些互聯網企業慕名而來，有就知識產權侵權問題報案的，也有因此選擇落戶銀川的。

銀川聖地國際游戲投資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例。2014年，這家企業在銀川市政府的支持下，開發運營世界電子競技大賽（WCA）。經過3年的發展，現在WCA已經是世界一流的電子競技賽事，吸引了多家公司的參股與注資。

“侵權，不僅讓一個公司蒙受損失，甚至能讓一個產業倒退。如果主流企業不做好知識產權保護，行業隻會越來越亂。”10多年游戲產業運營和推廣的從業經歷，讓公司負責人朱龍午深感版權問題對於整個行業發展的困擾，“近年來，游戲產業飛速發展，但監管匱乏、處罰力度偏小，灰色地帶野蠻生長。2016年整個文娛產業市場有4000多億元的規模，游戲產業幾佔半壁江山，其中游戲侵權就獲取了巨額的灰色收入。”

2016年末，騰訊研究院版權研究中心披露，網絡視頻盜版引發的直接損失為21億元，間接損失高達130.3億元，合計151.3億元。盜版引發的損失已超過行業市場規模的35%，其數額超過“廣告+視頻增值”收入的50%。

“阿裡巴巴公司去年拿出上億元，有3000多人專門打擊互聯網售賣侵權行為。”郭柏春介紹，現在不僅僅是游戲領域，整個互聯網和移動端，都成為侵犯知識產權的重災區。

中國刑事警察學院經偵系教授吳丹認為，銀川涉足知識產權保護，“跟經濟體量大小沒有關系，數百年前就立法保護知識產權的歐洲小城威尼斯，體量比銀川更小，卻點燃了創新經濟的燎原之火。”

“不看大小，而是看對於制度創新有沒有作用。銀川打造游戲產業基地、軟件產業基地，對於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額外的保護力量，作為企業如果能夠得到更好保護，誰都願意來。”吳丹介紹。

如今，一大批互聯網企業紛紛落戶銀川，僅網游競技及其周邊產業便有30多家企業抱團發展。智慧城市、互聯網金融等新型業態的發展在這兒方興未艾，互聯網醫院打包入駐，已經形成了集聚效應。“可以說，知偵支隊就像一個支點，讓我們有抓手，來撬動思想的轉變、業態的轉變。一方面引發企業的關注，另一方面轉換政府認知。”郭柏春說道。

借力“最強大腦”把脈問診

“讓專家為我所用，讓熟悉這一領域的部門聯合作戰”

這是一支怎樣的隊伍？記者幾次想跟蹤採訪案件偵破過程，卻屢屢落空。

“沒辦法，出差取証，有時候三天跨越四個省，盯梢拿人，常常兩天不能合眼。別說您見不著我們，媳婦都抱怨見不著人！”聽到記者抱怨跟不上節奏，31歲的知偵支隊綜合大隊副大隊長高強哈哈大笑。

作為刑偵科班出身的特警骨干，高強剛到知偵支隊卻很不適應，被上了好幾堂課。

2015年底，支隊接到群眾舉報，有人售賣假酒。調查中，警方發現嫌疑人段某表現出極強的反偵查能力：通過自己成立的煙酒公司，以送低端酒和礦泉水打掩護，並且隻在周末送貨，還擺出迷魂陣，在銀川設置多個倉庫，可謂機關算盡。

兩個月，24小時輪班盯梢，最終人贓俱獲。“打開倉庫大門，五糧液、茅台、國窖1573……滿倉庫的‘名酒’讓人目瞪口呆，在大伙興奮於將賊點一窩端時，沒想到工作才剛剛開始。”高強回憶。

如何界定段某的贓款額？段某每天的微信和短信都會清理，銀行卡使用一兩次就要換一張，所有的物流收貨人全部用的假名，而且每次打款額嚴格控制在刑事追究范圍以下。案件偵破耗時近半年，遠遠超出了高強的預期。

這是新部門、新案子給高強上的第一課。

還是在2015年底，南京施耐德電氣委托律師報案：銀川市某企業冒用該品牌生產高壓過載電器，在銀川大肆銷售假冒產品。民警找到涉案人，對方卻雙手一攤：品牌標簽有后綴，算不上侵權。

民警睜大眼睛，還真有一串小小的英文單詞。事實上，涉案人的這個商標正在進行異議答辯——商標局初審通過，向社會公示，而原廠家提出異議，涉案人卻利用這樣一個時間差進行牟利。

“花了幾個月時間調查、做卷宗，立不了案？”

“沒錯，這個商標肯定注冊不了，對方就是故意用這個時間差，這是百分百的侵權！”高強和同事們雖然十分肯定，卻又無可奈何。

專家們的見解讓高強頗為郁悶，“猜測畢竟是猜測，不能代替行政機關的決議，如果有1%的機會商標局通過，就可能釀成錯案！”最終，雖然形成了卷宗，卻以不予立案收尾。

“2016年，我第一次接觸互聯網侵權案件。為了固定証據，辦案民警輾轉多省，從服務器調取數據，然而人剛剛到服務器公司，嫌疑人已經遠程開始刪除相關數據，辦案民警不得已採取了最原始的辦法——拔網線，物理隔絕，這事到現在還作為經典案例在知偵支隊平時的會商會上交流。事實上，如果有這方面的高手，我們足不出戶便可以調動數據。”高強回憶。

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與嫌疑人的較量，就跟電影橋段似的：

法人代表、律師一起上陣，跟你搬條文，講“道理”﹔面對警察，嫌疑人將手機往地上一摔，使勁拍打電腦，手機和電腦上所有的信息全部消失﹔利用流量劫持，短時間內，便能夠挾持某地數百台“肉雞”（可以被黑客遠程控制的計算機），進行網絡攻擊……

面對這麼多新的問題、新的領域，除了抓緊提高技能，別無他法，高強和同事們開始惡補知識產權方面的知識。走進知偵支隊，每個人的辦公桌上都放著各類法律書籍。隨手翻閱高強辦公桌上的商標法，各種記號、備注密密麻麻，書頁早已翻爛。銀川市公安局還特招10名技術人員充實知偵支隊，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等多種方式，快速將“新兵”歷練為“專家”。

“專業辦案人員匱乏是最大的瓶頸。不同於刑事案件，知識產權案件需要各個領域的專家，每接到一個案子我們首先要鑽進這個領域，了解各種專有名詞。不久前一個建筑材料的案子，我們咨詢了能夠問到的大部分專業人士。”張鑒介紹，同樣的瓶頸，也出現在對於法律條文的理解與認知上。

培養自己的人才，自然是最基礎的辦法，能不能找到“捷徑”迅速突破這一瓶頸？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偵支隊與知識產權法起草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春田結成戰略合作伙伴，特邀中國刑事警察學院經偵系教授吳丹、上海知識產權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游閩鍵等國內一批較有影響力的專家學者組成“智囊團”，及時為偵辦知識產權案件出現的疑難雜症把脈問診，提供法律依據。

“讓專家為我們所用，讓熟悉這一領域的部門與我們聯合作戰。”張鑒介紹。為打破以往職能部門各自為戰的傳統模式，知偵支隊與銀川市知識產權局、市場監督管理局、文化新聞出版廣電局等加強聯系對接，組織召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聯席會議，並聯合成立銀川市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合成作戰室。目前，通過前期數據資源整合，已有萬余條數據推送至市合成作戰室。

把保護的弦繃得更緊

“讓每個人都認識到知識產權與個人利益切身相關”

如何讓打擊侵犯知識產權更有震懾力？如何讓知識產權保護更有效？

“必須全國一盤棋，提升認識很重要。”張鑒坦言，有些企業知識產權自我保護意識缺乏，“加大宣傳力度，提升思想認識，這是知偵支隊這兩年重點干的事情。”

在報紙上看到對知識產權重點保護企業名錄登記的通告后，寧夏塞北雪面粉有限公司總經理肖建國抱著試試看的態度，跑到知偵支隊去登記。“沒想到一登記，就把最鬧心的假冒‘塞北雪’窩點給揪了出來，解決了我們的大麻煩，名錄登記讓企業有了專屬的私人訂制。”

知偵支隊聯合其他部門建立了知識產權綜合服務應用平台。該平台借力信息化手段，為企業和個人提供“一站式”服務。平台集宣傳教育、咨詢服務、警務公開、重點保護、案件辦理、專家庫於一體，構建了政府、企業、專家三位一體的溝通模式，從最新的知識產權相關法律解讀和咨詢到相關案件的程序性信息等，都可依托平台提供查詢服務，從根本上解決以往企業和個人遇到知識產權類問題“無路可走”的現象。

知偵支隊還在打造以多源大數據跨網融合為支撐，以“精准打擊犯罪，服務經濟發展”為目標，以分析研判、態勢感知、准確預警、主動防控為引擎的官方信息化知識產權應用平台。按照計劃，該平台將於近期正式上線。

不僅僅是企業，民眾意識的提升同樣不可忽視。

“通過制度設計，讓每個人都認識到知識產權與個人利益切身相關，才能夠讓這項工作向縱深推進。”在劉春田看來，“如果將知識產權的保護上升到個人私有財產保護的高度，就能夠調動起全民的熱情和積極性。”

“用盜版、玩私服、無授權直播，看起來只是小事，卻對知識產權構成了嚴重侵害。一些企業、相關部門甚至認為類似行為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這其實是進一步助長了犯罪分子的氣焰。加大宣傳，提升全社會的知曉度與警惕性顯得尤為緊迫。”高強認為。

今年4月，網絡上陸續出現一部熱播劇的全部視頻，甚至包含了尚未播出的內容。視頻上標注“送審樣片”字樣，迅速在網上、朋友圈及微博傳播。制片方損失數億元，向公安機關報案。“這真是搶錢不用刀呢！”銀川知偵支隊的民警們感嘆。

而一款抄襲某網絡游戲的產品，被起訴后竟在官網上堂而皇之發出告用戶書：知識產權案在我國一般初審期在2年左右，二審期在1年左右，我們的游戲開發工作一直沒有受到任何影響！“這既是對知識產權保護的無知，更是對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褻瀆。”一位資深業內人士氣憤不已。

在辦案中，知偵支隊民警切身體會到跨省工作難度之大。一些地方依然有著較重的地方保護思維，在配合調查和抓捕嫌疑人時，進展緩慢，導致事倍功半。司法部門在涉及相關案件時，在性質、証據認定以及鑒定等方面時常存在分歧，導致案件難以進入司法審判環節。吳丹介紹：“20多年來，我們對於知識產權的法律已經逐步健全完善，但是執法與司法環節，仍有諸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人民日報》（2017年11月03日16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