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2】

二、创新驱动发展与创新经济学理论：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机制

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具备强大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才能真正建成创新型国家，进而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 当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最快的新兴国家，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高速增长的科技成果市场化需求。我国有条件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科技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掘国内市场需求，站在更高起点上实现赶超跨越。

回顾历史，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创新大国，这与提供良好的创新基础设施，打造建设区域性创新平台，组织协调重大技术创新活动，建立和完善鼓励创新的政策机制等是密不可分的。反观我国，科技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一些科技资源配置过度行政化，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等问题突出，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不尽合理；科技评价导向不够合理，科研诚信和创新文化建设薄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创新的关键在于长效激励机制的构建。目前，我国缺乏一套能够顺畅有效运行的机制，不能满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需求。西方在前五次科技革命中探索出来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不论是宏观层面的产业集群理论和分布式创新理论，还是微观层面的模块化运行机制，都为我国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纵深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提供了诸多有益镜鉴。

在西方世界，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同样是“商本位”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成为创新大国，进而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却只有少数国家。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迅速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1995-1999年间美国生产率每年增速达215%，远远超过1972-1995年间生产率年增长114%的速度，经济学家们研究表明，1995年以后生产率加速增长中，大约2/3应归功于IT行业。 经济学家相信，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生产率提高，增加了就业率，降低了产品价格，抑制了通货膨胀，刺激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推动了股票价格大幅度上扬，美元货币持续走强，美国经济持续繁荣。蓬勃的创新实践不仅繁荣了经济，也催生了创新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创新经济学的兴起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具体体现，也为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提供了具体的运行机制。

（一）创新经济理论探寻

国际上对创新的研究起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创新理论，他从论述技术变革对经济非均衡增长以及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影响出发，于1912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首次提出“创新概念”，1939年他在《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中用创新概念和创新演进过程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现象。

其后虽然创新经济学理论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随着熊彼特及其创新理论于193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英文版后，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才得以广泛传播。但紧接着又遭遇到凯恩斯及其《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1936）光芒的遮盖，直到1960年代冷战开始，美国对全球竞争优势和技术霸权的需要才使创新理论及熊彼特重新受到关注。随着新技术革命和新经济的崛起，“创新”更受到全球“热捧”。正如“管理学之父”德鲁克（Peter F?Drucker）所预言：形势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在20世纪末及接下来的三四十年，熊彼特将在经济政治上，重塑人们思考和提问的方式。这一点很快便得到了普利策奖得主（Pulitzer Prize Winners, 1985）托马斯（Thomas K. McCraw）的证实：在21世纪初，计算机数据库已经显示熊彼特作品的引用率比凯恩斯的要多——这一趋势在数年前是不可思议的。

西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先后形成了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大理论学派。其中，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 freeman)、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R.Nelson)等人为代表，该学派通过对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创新活动特征的实证分析后，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效。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侧重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的关系，强调国家专有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将创新作为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系统。弗里曼在其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Japan）中明确提出了创新体系的概念，但弗里曼把这个概念的起源归功于李斯特。 由此，弗里曼提出了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将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与外部环境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相继发展了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等概念和分支理论。 1997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和温特(Sidney G.Winter)提出，在许多部门中技术进步具有累积性，“今天搜寻的结果不仅是一种新技术,而且是增进知识和形成明天使用的新建筑块的基础”，“一项创新性研究与开发的成功，为一个企业买来的，不仅是一种较好的技术，而且是为下个时期进行搜寻的更高的平台”。 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对于创新驱动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理论是分布式创新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大量领先企业开始探索出一种新型的创新模式——分布式创新（Distributed Innovation），即以先进的知识管理为基础寻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创新资源，从而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来获得竞争优势。

分布式创新建立在产业集群、地区生产专业化和地方化创新的基础上，是相对于集中式创新而言的，长期以来，为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技术领先优势地位及防止创新技术外溢，各国大型企业普遍将其创新中心环节的R&D活动集中于母国并置于公司总部的严格控制之下。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世界上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与科研机构为了适应世界市场的复杂性产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国家消费者偏好，同时也为了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现有的科技资源，降低产品研制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在生产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纷纷跨越国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新建海外R&D机构参股控股并购海外R&D机构合作兴办R&D机构等，大量实施分布式创新活动。

分布式创新普遍为跨国公司所采用，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创新模式。分布式创新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波音公司的创新模式。波音787型飞机从发明、定型、转化、融资几乎都是通过其全球分布式创新网络来实现的。波音787的制造和研发涉及了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典、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商和研发机构，其全球性分布式创新网络为波音787缩短了进入市场的时间，且节省了可观的研发费用。

相应地，欧美学者开始关注企业这种分布式创新现象，1994年，凯文×凯利在《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一书中，对蜂群、电脑网络、大脑神经元网络、动物的食物链以及代理群集进行研究，提出分布式管理的思想。根据Coombs和Metcalfe的定义，分布式创新是指创新所需要的技术以及相关能力在多个公司和其他知识生产机构之间分布实现的情形。 Coombs和Metcalfe关于分布式创新的定义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如Andersen等人在此定义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工作。 奥尔胡斯商学院的德瑞杰（InaDrejer）教授和奥尔堡大学的安德森（PoulHumanAndersen）教授在《集成化产品系统中的分布式创新》一文中，以丹麦海上风力发电场为个案分析，指出最成功的组织模式应该取决于行业的特征，结合企业的目标和战略形成不同形式的组织创新是企业分布式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分布式创新最大的优势在于强调项目成员专业分工和整合，即由主导企业挑选和指派若干成员负责完成项目中某特定任务，将整个项目进行最优的分解，最后对所有成员的任务进行整合。分布式创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效的知识共享。传统的企业发展过程中，一般会倾向于进行知识垄断，即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将知识私有化，限制知识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或控制知识的传播和扩散。但是在R&D项目中，为了知识合作与交流的需要，有些知识将成为公共物品以促进R&D项目的成功。如一直被认为是知识产权垄断霸主的微软公司已经于2005年7月开始实施了一项知识产权共享计划，陆续通过交叉许可的方式与全球数十家公司共享其知识产权，如2005年它与日本第二大电子设备厂商东芝公司达成了交叉专利授权协议，双方共享了彼此在计算机和数字电子产品技术方面的专利；2006年5月微软公司又和日本电气公司达成交叉专利授权协议，共享某些专利以加深双方在企业通信网和服务器领域的合作 ；之后微软还与包括三星、LG电子、富士、施乐、精工、爱普生以及北电网络在内的多家企业签署了类似的专利交叉授权协议。因此，分布式创新成功的关键环节之一是平衡知识产权共享与保护，一方面象微软公司一样交叉授权，另一方面，要在分布式创新过程中清晰界定新增知识产权的归属。

分布式创新过程中既要突破知识产权保护的藩篱，又要合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如使用各种灵活的共享方式共享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包括尚未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如经验技巧秘密和技能等)和已经超过知识产权期限的知识；而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理共享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知识。

（二）创新经济理论机制运作

模块化运行机制是国际创新企业在实践探索中运用分布式创新理论的具体实现形式。产业集群能够促成企业间的分工与协作，对于提升区域综合经济实力、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及升级、区域技术创新和区域品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而模块化能够将集群的大系统分解为多层次的子系统，同时保持子系统间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模块化”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原理为产业集群创新提供了新的空间。模块化进入集群，将创造出一个竞争的环境促进创新，使集群产生强劲的竞争力。

“模块”概念是由IBM公司首先提出的。IBM先将计算机系统划分为不同的模块并确立其明确规则。这样，IBM公司的几十个产品开发小组，只要遵守系统设计规则就能自主地实现彼此间的协调与配合。这种模块化的产品开发方式大大提高了IBM灵活性和反应能力。通过单个模块的创新，企业就可以实现产品系统的改进，从而加快新产品开发速度，降低新产品开发的成本。在电脑产业中，广泛采用模块设计的方法，取得了惊人的创新速度。

根据《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一书中的阐释，所谓模块化(modularity)是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和其他同样的子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模块化是解决复杂系统的产品生产或服务而提供的一种生产性组织方式。 随着模块化的发展，可以把原来的模块进一步分解与集中并形成新的模块。通过模块操作，对模块内部的各种成果进行事后的选择，或者将这个领域里使用的模块组合规则应用到其他领域，能使系统发生崭新的变化，创造新的生产系统，实现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地破坏旧的组合，实现新的组合”。 由于硅谷的许多企业是分模块设计和开发类似计算机的系统产品，鲍德温(Carliss Young Baldwin)和克拉克（Kim B. Clark）在《设计规则：模块化的力量》（Design Rules: The Power of Modularity Design Rules）一书中，试图探究计算机设计的模块化，(工程设计层面)如何引致该产业结构由垂直一体化向模块簇群演变(经济组织层面)。将硅谷称为加速产品开发的模块群。

从区域创新角度看，美国硅谷的成功是举世公认的。硅谷的成功是美国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并按市场规律运作的结果。其突出特点在于：硅谷的科技产业集群效应，在硅谷的产业集群内部的模块化分工。从产业创新的角度看，国际IT行业在采用模块化运行机制后，激励了众多小公司、小企业的积极性，创新层出不穷，大公司的专利数虽然下降了，但是，小公司的专利数却在上升。 因此，在模块化发展过程中，竞争更加激烈，但创新却更为活跃。

从企业创新效能的角度看，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近年来的巨大成功与其大力推广模块化密切相关。大众集团打破品牌和汽车级别的限制，2012年在旗下四大品牌大众汽车、奥迪、斯柯达和西雅特引入横置发动机模块战略MQB。MQB系列车型的轴距和轮距可以不同，但是统一发动机的安装位置，出自同一模块平台的产品，可以共享同样规格的发动机、变速器及空调等总成，从而形成协同效应，极大降低各车型的开发费用、周期以及生产环节的制造成本。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充分运用模块化运行机制是共同点。哈佛大学教授Baldwin和Clark则对模块化做了精辟的说明，他认为，模块化的核心是从相对小的、可以独立进行功能设计的系统组建成一个复杂产品或流程。

综上所述，模块化运行机制实现了创新资源在集群企业内的分享和合作。模块化是分布式创新理论的一种实现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组合化加标准化，适应了现代产业的分布式创新特点，即以组合式产品结构满足多样化的需要，以单元模块的柔性制造和组合实现柔性化生产。模块化运行机制具有创新国际化战略意义，该机制下，广泛采取了开放式继承创新战略，整合全球资源更为迅速地对市场作出响应，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形成竞争优势。相对于其他创新机制而言，模块化机制更适合于起步较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