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光英诺也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康裕建正带领他的团队打造3D打印健康应用系统，形成系统化的3D生物打印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平台和向社会提供完整的医学解决方案，包括前期信息数据处理、生物墨汁、生物打印机以及打印后处理系统。目前，该研究院公布，在生物墨汁研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已研发出最基本3D打印单元——“生物砖”（Biosynsphere），并已申请专利保护。最新消息是，全球第一台活性细胞3D打印机即将在蓝光英诺面世。

　　正如徐铭恩教授所说，“我们在细胞3D打印领域的研究，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准，有的方面甚至优于国外同行。”但即便资本的力量再雄厚，在国内3D打印技术的起步阶段，也有政策监管等绕不开的“铜墙壁垒”。如何促进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广泛应用，并能使之进一步惠民？当中国的科学家在3D打印技术方面具有前瞻性把握时，除去常规鼓励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确保技术控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外，如何通过监管政策的进一步明朗与调整，让产品应用于市场，仍是各方所关注。

　　就在今年3月初，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忠军呼吁，改革3D打印技术等高科技产品上市审批流程。他曾完成世界首例3D打印脊椎植入手术治疗枢椎尤文氏肉瘤，在人大会议分组讨论中以一截为罹患恶性颈椎肿瘤的12岁男孩3D打印定制的人体脊椎骨为例，感叹“我们设计出的定制化3D打印金属椎体可取代以往相对落后的内植物，使上颈椎内固定手术技术彻底改观，技术也取得了专利”，但相类似产品却被美国一家公司抢先于2013年10月上市。

　　“凡是放在人体内的东西，涉及到人体的健康，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采取一些举措，让创新成果能够有更快的通道，与国际竞争。”刘忠军的观点或在3D打印生物医疗应用界颇具代表性。此外，对3D生物医疗应用推广具体政策上的支持，比如如何严控质量，包括完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加强行业管理和规范，鼓励创新和临床转化等，也值得期待。

　　同时，从业者表示还是会对未来政策明朗给予信心与耐心。“从监管部门的角度看，提供质量稳定的标准化产品是一贯监管要求。而3D打印擅长的个性化与精准治疗，是针对不同患者提供不同产品，与传统监管存在差异性”，徐铭恩教授分析，“相信监管部门也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可以个性化制造产品的同时，保证质量稳定，从而针对技术变革进行政策调整。”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