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 图/记者张必闻 辜鹏博

《出版人》杂志记者杨帆 红网记者郭薇灿 陈奥男 潇湘晨报记者徐海瑞 腾讯大湘网邓雅静 北京报道

“我是一个文化实践者，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置身于文化和经济的纠缠中，从来没有过摆脱的时刻。在40年的潮汐面前，有很多学者和作家站在岸上，与他们不同，我在海里；他们是在看，我是在泅渡。”站在历史的当口，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如是总结。

2019年3月，全国“两会”如期拉开帷幕，这次龚曙光带来了“加强原创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打造人类文化共同体”两条建议。在这些建议的背后，不仅有龚曙光作为企业家置身文化产业发展前沿的洞见，也折射出他作为一个个体在亲身泅渡文化之海之后对文明前路的体悟。

龚曙光眼里的自己“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公务员；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务人士，甚至也不是一个文化研究者”。但他又同时身兼上述四种角色——龚曙光曾以职业文学评论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而在随后的岁月中，他始终活跃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潮头，创办的《潇湘晨报》成为中国报媒黄金岁月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成为了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龙头出版企业之一。在最近两年里，他又重拾笔墨并成为中国文坛的一匹“黑马”。

如果要在龚曙光复杂的人生履历中寻找一个关键词的话，“文化”二字恐怕当仁不让。无论身在何处，龚曙光始终视弘扬文化为责任，以文人的姿态去求索。身为全国人大代表，龚曙光每一年的议案或建议均来自切身的实践，今年也不例外。深知作品原创之难，他十年如一日的大力扶持，更是用创作者的体验投石问路，反哺出版实践；洞悉文化堑壕之深，他借资本与技术之舟屡助中华文化扬帆出海，并在异国的游历中反思文化交流的真意；谈起中南传媒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标杆意义，看似云淡风轻的“赢”“稳”“新”三个字，却道尽了中南传媒跑赢国际出版大势的“天机”。面对媒体的提问，龚曙光将议案背后的思考和盘托出，从下笔时的艰辛到考察异国的情思，一个文化实践者的观察与思考勾连成线成面，织就了一副宏伟而细腻的战略蓝图。

“没有什么比原创更重要”：

精品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标高

2019年是龚曙光履职全国人大代表的第7个年头。与去年“两会”时相比，今年的龚曙光又多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作家。去年夏天，龚曙光的文学处女作《日子疯长》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散文集中，龚曙光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故乡的风土人情，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和其中相遇相惜的人物留下了一份温情的记录。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盛赞该作“叩击心弦”“过目不忘”，《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则称其为2018文坛“令人惊喜的发现”。

对于严肃文学作品在当下图书市场上面临的重重困境，恐怕没有谁的了解会比自幼与文学结缘，又在书海中打拼了数十载的龚曙光更深刻。因此当《日子疯长》得到了众多媒体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并成为2018年下半年最卖座的纯文学作品之一的消息传来，龚曙光本人也颇有意外之感。这部作品能在华语文坛为一位“新人”作家闯出一片天，让作家本人坚定了自己秉持的信念：当一个作家对文学的态度和对读者的态度是真诚的，他在这个时代就依然会拥有读者。

对于龚曙光而言，执笔创作《日子疯长》的那些时光不仅是一次真诚的体验，也是一次对自身道路的回望。正如他指出的：从鲁迅、茅盾到叶圣陶，中国现当代很多优秀的出版家都是著作家，“因此我深信，出版和创作不仅是并行不悖的两项事业，同时也是相互支撑的两种素养”。在当代的出版人们更关注管理素养的时候，龚曙光却注意到行业在文化素养积淀上的普遍缺失，并对此深以为憾。

正是出于这份遗憾，让龚曙光更能体会创作者的艰辛。“只有在这时，我才深切感到编辑在处理稿件的时候经常是草率而轻慢的。”龚曙光说。虽然落笔很快，但从成文到定稿，每篇文章在龚曙光手上都要经过数十遍的修改，每个字词无不是反复推敲的结果。“这份苦心，这些细微处的用心与妙处，都是一个非写作者断然无法体会的。所以我通过写作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写作者的劳动要有更多的尊重。”

《日子疯长》掀起的风仍在吹。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公布了该作第二版的出版计划；这部散文集的繁体中文版也将于近期在中国台湾上市，并由宝岛文坛魁首白先勇先生倾情作序。白先勇称《日子疯长》“令人想起沈从文湘西杂文的乡土篇章”。

这阵风也吹到了3月的北京。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龚曙光今年带来的建议之一就聚焦在原创文学作品著作权的保护上。联想到龚曙光的作家身份，有媒体发问：这一建议是否正是源于他身为创作者的思考?对此龚曙光坦言，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基于我个人的著作处境考量”。他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倡导建立创新型国家，而创新的成果都具有知识产权。“无论是文化艺术领域还是科学技术领域，如果不对原创的成果予以尊重和保护，将极大地挫伤创新的积极性，甚至导致创新源动力的丧失。”龚曙光在建议中提到，要加快著作权法修法进程，重视互联网领域著作权立法；要强化文化法治保障，加大执法监管力度；要鼓励技术创新，促进技术手段在著作权保护中的应用；要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营造尊重原创的社会环境。

保护知识产权、提高创新能力不能仅靠政府的推动，要与社会习以为常的盗版、抄袭、仿制等现象斗争，更迫切的是营造全社会的共识，而企业正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一家以传承文化、传播思想为使命的传媒企业，在龚曙光的带领下，中南传媒以“催生创造、致力分享”为最大价值观并践行之，始终把做好原创视作自身的使命，纵使这在很多时候意味着“板凳一坐十年冷”也不改初衷。

“出版人最重要的使命，是发现、服务、成就那些能够代表自己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作为一个出版机构也是一样，我们最核心的产品、最主流的追求，无外乎‘精品’二字。什么是精品？就是此前没有，此后也未必有的东西，这才是精品的最高品级——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标高。”

龚曙光自豪于湖南出版人在精品上的传承——从《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到《历代辞赋总汇》《延安文艺大系》《中国古代历史图谱》，正是在这一部部精品力作中，湖南人“能吃辣椒会出书”的形象享誉中国书业。

而在新时代，中南传媒继续以昂扬的姿态在打造原创精品的道路上大步前行，推出了《袁隆平的世界》《黄永玉全集》《大清相国》《艾约堡秘史》等长销不衰的力作。就在2018年，中南传媒创下了难度堪比“连中三元”的“一奖三书”——出版的《乡村国是》《山河袈裟》《流水似的走马》三部作品摘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彰显了过人的原创功力。

“原创不是大工业生产，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和实验性。”龚曙光说，“就像农民种谷子一样，如果不勤奋，肯定没有好收成，但也不一定你勤劳了，就一定能丰收。作家的创作、学者的研究都是以个人的精神劳动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可能要花更多的精力，支付更高的成本，耗费更长的时间去培育。”

在龚曙光看来，“一奖三书”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它表明通过十多年强化、推动，今天的中南传媒已经形成了原创图书生产的机制，每年都会推出一批品质上乘的原创图书。“在这件事上，我们所下的决心、我们所支付的成本，可能确实要比一些同行更大一些、更高一些”。

从“走出去”到打造“人类文化共同体”：

一个当代文人对人类文化归宿的深远思考

钟叔河先生主编，历经三十余年完成的《走向世界丛书》无疑是湖南出版史上的一颗明珠。丛书收录100卷近代中国人出使、考察、游历西方各国的记录，刻画了一代国人初面西方文化时翘盼、亢奋乃至怀疑、自省的心灵长卷。

一百年后的今天，当龚曙光站在伦敦、罗马、法兰克福的街头，在纪念碑和教堂的阴影下凝视着前人凝视过的天空，他的心里在想什么？面对记者，龚曙光谈起了自己即将面世的新作。龚曙光表示，不同于《日子疯长》中对农村社会的怀想，在这本题为《满世界》的散文集中，收录了他在游历西方多个国家时的所思所感，记录了一个中国当代文人“在行走于全世界的时候所展示出的平和而自信的文化心态，以及在熟悉了世界的历史，了解了被访国家的文化之后，对于人类共同文化因素的一种寻找和认同”。

“每个对文化比较敏感的人，大体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在自己周围设置很多藩篱，慢慢地变成一个牢笼。我们的精神其实就是一条作茧自缚的蚕，用各种观念把自己封起来，但最后终会把这个茧咬破，以一种很决绝的姿态从茧里面飞出去。就我而言，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把茧咬破、让灵魂去飞行的过程。”龚曙光说。

在咬破自己的精神之茧，飞向一个个陌生生命空间的过程中，龚曙光也在不断地审视着自己。他发觉，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和百年来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节、留洋学者乃至背包客们都不尽相同。“钱穆先生曾说过，谈中西文化的比较，他所在的时代还为时过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相对接近的程度，我们和其他文明才可能有一个平等的对话。那么，今天我恰恰就在这么一个时点上。”

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点上，龚曙光究竟看到了什么？那是一种既不仰视、也不俯瞰，只有尊重的文化对等。在他的眼中、笔下，文化不再有高下优劣的歧见，有的只是不同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创造性和自我神圣的努力。“宇宙的灵长，万物的精华——这是莎士比亚为人类留下的最精彩的广告。但今天我们正在认识到，这两个词的分量是由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共同铸就的。”他说。

在此次全国“两会”上，龚曙光的另一项建议是：打造“人类文化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注入中国文化智慧，提供中国文化方案。从这项建议和《满世界》的文字中，折射出的是一个当代中国文人对人类文化归宿的深远思考。

回顾龚曙光的全国人大代表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文化“走出去”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从倡议国家开展“文化援外”项目，到呼吁中央出台一揽子政策支持国有文化资本“走出去”、加快海外并购，再到号召培育世界一流文化企业，多年来，龚曙光一直在为文化走向世界鼓与呼，并用中南传媒的实践拓展文化“走出去”的管道。

而在今年，龚曙光却说打造“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建议“与文化‘走出去’有关系，但不是同一个问题”。这背后蕴藏了怎样的思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竞争甚至冲突，但龚曙光进一步指出：“人类发展到现代，文化之间生存和竞争的方式应该更现代、更文明。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真正实现赋予每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无忧无虑的存在、风调雨顺的发展和彼此尊重、彼此借鉴的权利。”他认为在当前尊重世界文明与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人类应当承认和接受文化的差异性，尊重不同种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尊重其他文化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融合权，“没有这样的权利，文化就有重回恶性竞争时代的危险”。

龚曙光相信，作为一个历史如此悠久，当下活力又如此强大的文化，中华文化应当对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和贡献。“既然我们的政府提出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它势必也会关注到人类命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关注到它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对此我认为我们的政府会有自己的战略，也会积极地推动。而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使中华文化能够更好地发挥积极的作用。”

回到文化“走出去”的方法上，在写作《满世界》的过程中，龚曙光观察其他文明的视点也给了他新的启发。传统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当代的叙述：“老祖宗的文化很智慧、很优雅、很辉煌，但是它毕竟只是一种文化的历史形态，它只能满足外国人的好奇心或者少数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而更多外国人更关注的是中国人民的当代文化”。

在龚曙光看来，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那么核心的问题是，作为专业的文化传播者，我们有没有能力感悟到中国文化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面，并赋予它一种让人能够产生亲近和向往的叙述方式。与其用某一个富豪的创业故事去叙说中国的历史，倒不如从每一个中国人细微、独特的生活入手，用更富温情的方式去表达中华文化。”

在走出国门正在变得愈发便捷，各种维度上的中外交往渐成常态的今天，龚曙光也认定，中华文化的“‘走出去’已不只是一个专业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载着当代中华文化，每个人的言谈、举止、工作，乃至穿着和所使用的器物，都构成了文化的载体。没有任何一个文化输出的管道比这个管道更通畅更有效”。“我认为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全民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播使命感的时代了。”龚曙光说。

从他的“两会”建议背后，蕴含的其实是对公民文化自信的一种呼唤。“文化自信不仅仅是重要的政治理念。如果每个人都能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充满自信、充满表现欲、传递欲的话，距离中华文化被整个人类更深刻地认知、被各个民族更友善地接纳、对未来的世界产生更深刻影响的那天就不远了。”

战略上的“赢”“稳”“新”：

铸就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南传媒样本”

2018年，对于中南传媒而言是一个艰难而光荣的年份。在这一年里，面对飞涨的成本、盘整的压力和政策的变化，这家老牌文化国企用湖南人“霸得蛮”的韧劲稳住了营盘，并实现了多项突破。在喊出“振兴传统出版”口号后，中南传媒在大众图书市场的占有率一路上扬，并在2018年达到了在全国出版集团中位居第二、地方出版集团中第一的历史新高度。

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连续十年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成为湖南改革开放40年“改革典型事件清单”唯一入选的文化企业代表，中南传媒无疑是十多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浪潮中的一个独特样本。如今中国文化产业正在面临全新的挑战，回首向来萧瑟处，这个样本身上的哪些经验值得在今天进行全面的总结？身为传奇的缔造者之一，对于中南传媒在过去十余年间的探索，龚曙光给出了三个字的概括：“赢”“稳”“新”。

其一是“赢”，赢在战略。从一家来自地方的普通出版集团，到如今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都享有盛名的传媒航母，中南传媒在过去十几年无疑跑赢了中国乃至全球出版的大势。对此龚曙光表示，一个有3万多名员工、70年历史的集团，仅靠战术的胜出是没有办法一赢到底的，“如果中南传媒想要赢，必须是赢在各种重大战略上，赢在‘战略选择是准的，战略选择的机遇期是对的，战略推进的力度是实的，最后的结果是好的’上”。

过去十多年间，中南传媒创造了中国出版界的很多个“第一”。它是中国第一家全产业链整体上市的出版企业、第一家拥有自己财务公司的出版企业、第一家拥有自己基金管理公司的出版企业、第一家与国内顶尖技术公司共斥巨资发展互联网业务的出版企业，也是第一家斥资与世界一流传媒集团进行资本合作的出版企业……在龚曙光看来，这些“第一”都是战略正确的体现。

“它们说明中南传媒在资本化运作上是领先的，在融合发展上是领先的、在国际业务拓展上是领先的。这些领先构成了这家公司战略的基本骨架。在这些战略上选择得准，推进得实，构成了中南传媒在十余年改革发展中的基本赢面。”龚曙光说。

其二是“稳”，稳在改革。在龚曙光看来，改革是把既有的秩序打乱重建。这其中的“乱”字，也正是改革最大的风险所在。“中南传媒把稳健的战略、稳健的步骤作为每一项重大改革的要求，推一件实一件，实一件稳一件，不求风生水起，但求扎实平稳。”龚曙光表示，正是因为这份平稳，面对改制上市之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面对互联网技术普及对业态革命的挑战，中南传媒保持了自身在公司管理、业务发展和产业链条上的稳定，“没有在任何一个向度和领域里出现坍塌或紊乱”。

其三是“新”，新在融合。对于新技术的应用，龚曙光本人向来是十分敏感的。在他的带领下，中南传媒也一直以敢于尝“鲜”的姿态闻名于行业内外，在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的变革上鲜有落后于人之处。中南传媒是业界最早提出“线上线下结合、文化金融结合”战略的企业，这种把企业与资本、技术资源结合的姿态正好构成了中南传媒改革发展的演进路径。在资本与技术的加持下，湖南出版70年发展所积累的内容资源、市场资源和人才资源重新得到了激活。

“我们与资本融合，并不是要成为一家金融公司，而是要建立能够良好地反哺出版主业的金融体系。通过资本的杠杆，中南传媒极大地提高了内容产品的生产能力，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在市场占有率上有较大提高的原因。”龚曙光说。与此同时，通过合作、孵化，中南传媒也拥有了天闻数媒、贝壳网等一系列新技术平台，催生出一批新文化产品。“这些尝试正在使整个业态和产品矩阵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符合技术发展规律、符合用户体验需求、符合当下的管理模式和传播模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南传媒也是一家引领行业变革的‘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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