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局長張茅在“部長通道”上字字鏗鏘地說:“要讓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在記者會上，他再次用了嚴厲的一句話來表達態度：假冒就是侵犯了知識產權，就要嚴厲打擊。要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使制假售假者傾家蕩產，公開曝光造假者，讓他在陽光之下無處藏身。

張茅的表態讓人充滿期待：我國對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最嚴處罰，是不是要呼之欲出了？公眾苦於假貨久矣。這些年，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在老百姓生活中，讓相關企業的利益損失慘重，也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的權益，嚴重干擾了市場公平競爭環境，讓“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蒙受陰影與損失。假冒偽劣產品如同過街老鼠，人人都在喊打，不少有識之士也早就在呼吁國家對制假售假者實行最嚴厲的懲罰。

讓假冒偽劣產品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確實不能再等。假冒偽劣商品層出不窮、打而不絕的重要原因是：利潤太高，違法成本太低。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劉平均曾透露，“前幾年曾有銷售白酒的電商告訴我，假冒茅台50年陳釀，利潤比販毒還高”“對於假冒偽劣犯罪分子，10次你抓住了9次，有1次沒抓住，他們都能牟取暴利”。這就不難理解制售假冒偽劣案件為何多是慣犯、累犯所為。

馬雲也曾公開表示，“目前法律體系的滯后對假貨行為構不成威懾，也為權力尋租留出了巨大空間”：我國法律規定，制假售假案值5萬元以下沒有刑事責任﹔5萬元以上的頂多判7年。這是20年前的法律和10多年前的司法解釋，嚴重脫離實際，結果是今天99%的制假售假行為不了了之，200萬的案值罰20萬，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卻無人真打。

隻有讓違法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他們才不能東山再起。在英美等國家，讓制售假冒偽劣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的辦法之一，就是實行懲罰性巨額賠償制度。如1999年，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被加州一法院裁定向2名婦女和4個孩子賠償49億美元，理由是該公司明知油箱存在問題，但為利潤卻不進行修改。而我們對制售假冒偽劣的處罰，一定程度上只是隔靴搔痒，難以產生遏制作用。

懲罰性巨額賠償制度必須盡快建立並實行。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消費欺詐雖作出“假一賠三”的懲罰性賠償規定，但與企業的維權成本相比，補償遠遠不夠。何況，“假一賠三”遠遠稱不上懲罰性巨額賠償。如今打擊假冒偽劣，已到了創新制度之時，比如巨額懲罰制度、內部舉報人制度等。

讓制售假冒偽劣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除懲罰性巨額賠償，還包括從刑法立法入手，降低制售假冒偽劣的入刑門檻﹔甚至將這類團伙納入信用黑名單，限制他們乘飛機、坐高鐵、貸款、開公司等，對他們的人身自由、資源獲取產生一定制約。

也要把最嚴肅的問責落到實處，以倒逼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在打擊假冒偽劣上守土有責，堵塞漏洞，杜絕腐敗，強化監管，切實防范。（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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