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东南亚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得以恢复发展，华文文学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增强，亦促使其发展出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学样貌。

经过几代作家不懈努力，东南亚华文文学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资本，呈现出“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性追求”相互补充、融合的发展趋势。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复兴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复兴，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表现尤为突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一辈作家方北方、韦晕分别创作了《花飘果堕》《使徒行传外记》，吴岸、姚拓、李过、原上草、驼铃等老作家也不断推出新作，注重现实性和乡土性，艺术表现形式不断创新。

在前辈作家现实主义创作风潮影响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东南亚本土作家逐渐成熟起来。曾在上世纪末以《吉陵春秋》《海东青》等作品驰名台湾文坛的旅台马华中生代作家李永平，新世纪以来先后出版了《雨雪霏霏》《大河尽头》《朱鸰书》等作品，其中《大河尽头》对婆罗洲的书写极富东南亚华文文学特色。祖籍河北、出生于台湾、后定居马来西亚的作家戴小华的新作《忽如归》，则以纪实笔触回溯了自己的家族在时代动荡中的迁徙史。

上世纪末，华文报刊的作用再次凸显出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蕉风》等华文报刊积极举办文学奖评选、培养新生代作家。《星洲日报》自1991年开始举办“花踪文学奖”，每两年一次。举办二十多年来，黎紫书、龚万辉、曾翎龙、梁靖芬等一大批新生代作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创作心态多元开放，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出双重边缘意识、历史关怀和东南亚乡土情结，通过作品表达对华族命运的现实关怀以及对创造多元文化中独特的华文文化的追求。随着这些新生代作家的逐渐成熟，他们的身份也慢慢由参赛者转变为评奖者，标志着东南亚华文文学进入世代更替的新阶段。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外，泰国作家巴尔的长篇小说《湄河之滨》体现了老一代泰华作家从事业余创作数十年，为大众创作的宗旨；菲律宾作家施约翰的小说《天涯》中的羁旅情怀，充分表达了对东南亚华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印尼作家黄东平反映荷兰殖民统治下爪哇农村灾难的小说《女佣细蒂》曾在《联合早报·小说版》连载3个多月，引发极大关注。

与本土文化良性互动

多年来，东南亚华人秉持对中国文化较强的认同感，积极建设并维系当地华人社会圈。随着东南亚华人日益融入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其主体意识不断发生改变，文学表现形态也随之变化，导致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保留原有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开始植根于东南亚土地，显示出愈发强烈的本土意识。

一般而言，各个时期自中国移民至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代华人都有着较为浓重的侨民意识，作为历代移民东南亚的开拓者，他们既有对故土的眷恋，也满怀在新家园奋斗的雄心；他们的子女——第二代华人已是在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裔群体，虽然对祖籍国充满文化想象，但其认同已经有所转向。而第三代华人及其后裔，在二战后出生，他们的认同已经在全球化趋势中丧失了稳定性。

相较于前代作家，今天的新生代华文文学作家有着更强烈、更自觉的意识，他们从身份认同的桎梏中跳脱出来，试图通过创作探求海外华人在现居国如何既保有自身民族性，又与当地文化中的本土性构成良性互动。这种转变与融合在新加坡作家梁文福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梁文福不仅在诗歌、散文、小说等领域创作成绩骄人，还是东南亚著名的歌手和词作者，他的《烟水和风沙》《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等作品，充满了将中国古典诗词内化后的重新翻用。他通过巧妙营造意象，借用象征、隐喻等手法，融合本土化的叙事，使诗歌具有超强的表现力。同样，陈大为的诗集《治洪前书》《再鸿门》《尽是魅影的城国》也以独特的见解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重新诠释，企图通过个人视角建立一个包含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东南亚华人祖先垦殖拓荒的移民史和个人家族命运史在内的庞大历史图景。黎紫书的《炎场》以追忆的形式写出了东南亚由“异乡”变为家园的转变过程。

这些崛起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新生代、新移民作家，与现居国的关系摆脱了前辈作家的紧张性，他们巧妙利用介于祖籍国和现居国间的双重“边缘”属性，以文本呈现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

多元互补的创作手法

东南亚文学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选择现实主义作为基本创作方法，立足于表现东南亚殖民地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反映他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在战后东南亚华文文学复兴过程中，新马的方北方、韦晕，泰国的年腊梅、方思若，菲律宾的施颖洲、林涛，印尼的周颖南、冯世才，缅甸的黄绰卿等都是特点鲜明的现实主义作家。另一方面，战后东南亚各国走上独立之路，各国、各代作家在重新梳理历史时的想法与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反传统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高涨，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个人内心的真实及作品的形式技巧。现代派大多在作品形式上下功夫，有时难免晦涩艰深，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早期东南亚华文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中略显浅陋的缺陷。二者的关系在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次论争之后渐趋缓和，现实主义作品的文学技巧有所提升，而现代派的作品也开始注重在思想主题上走向反映社会问题的层面。

近年来，东南亚华文文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开始出现合流，新生代作家采用历史反思、存在主义、象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等多种手法创作了大量反映东南亚地区华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的作品。黎紫书的《州府纪略》通过寻觅个体人物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被剥夺的踪迹重述历史，不动声色地淡化了传统的政治话语，以碎片化的手法颠覆主流话语叙事。张贵兴的《群象》《猴杯》，通过感觉化叙事和感官性处理将东南亚社会现实世界中的雨林再现出来。吴岸的《墙》《舞者》《信念》等诗作成功运用象征手法，达到了写实与写意的完美结合。朵拉的《钟摆》《唱片的日子》通过人变成钟摆、唱片反映了人性的异化，影射现代人的迷茫与困惑。唐珉的《复活》以魔幻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手法寓示底层劳动者的悲惨境遇。翁弦尉的《弃物祭文》运用意识流的手法，以开放式的结构赋予了语言新的活力，极具实验性和现代性。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立足于东南亚社会发展起来，与现实主义的互补、融合成为其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特殊之处。

在华社、华报、华校三大支柱的支持下，东南亚华文文学经过曲折坚韧的发展，展现出复杂多元的创作风貌，也在努力跨越“文化认同”与“本土意识”、“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性追求”的界限，将东南亚华文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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