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适合专利许可和诉讼的地方。”近日，科睿唯安发布《亚太知识产权2020年度报告》（下称《报告》）显示，NPE（非专利实施实体）在中国参与的专利诉讼数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而同期，NPE在美国的专利诉讼案件数量出现下降。

近年来关于NPE的热门话题已经从国外延伸至国内。此前，华为、中兴通讯、小米、OPPO、海尔等中国企业，在国外市场遭遇NPE诉讼常常见诸报端。如今，NPE开始瞄准中国市场，并把战场转移到中国。继去年NPE iPEL的子公司Global Innovation Aggregators在中国起诉总部位于圣何塞的美国公司Netgear、OPPO在中国反击NPE Sisivel后，前不久，另一家企业美国极进网络（Extreme Networks）宣布已与 iPEL达成和解和专利许可协议，结束了双方在深圳的诉讼。

关于NPE，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那么，目前NPE在中国的发展有何特点，对国内企业有何影响，又该如何规制？

NPE进入中国开辟新战场

最近，美国极进网络公司宣布已与NPE iPEL达成和解和专利许可协议，结束了双方在深圳的诉讼。iPEL由布莱恩·耶茨创建。依靠2019年1月从国内某企业购买的专利，iPEL起诉美国极进网络公司侵犯其专利权。这次许可协议的签订是iPEL在中国市场不断尝试中的首次成功，证明其能够将手中的中国专利许可给在华外国科技企业以获得收益。可以说，iPEL在中国的发展是NPE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NPE是知识产权行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NPE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市场。”科睿唯安执行副总裁、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刘煜对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表示，在海外，NPE有相对清晰的定义，业界也对NPE有一致的认识。NPE是一种特定的商业模式，是对专利货币化的一种尝试，其对企业如何运营专利也有一定启发。比如诺基亚退出手机市场后开始做起了专利运营，近年中国企业也向一些NPE出售了部分专利。

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专利代理师章建勤告诉本报记者，在中国语境中，NPE的含义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NPE是指从专利权利中获得利益，但并不销售或者制造相关产品，也不提供相关服务，并以原告身份积极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以行使权利的法律组织（法人）。在中国的学术文章、正式会议发言等场合，NPE一般指广义的含义，包含了知识产权运营机构等，所以其含义相对中性。但在非正式场合， NPE一般指狭义含义，通常是指“投机型NPE”。“投机型NPE”大致是指购买专利的个人或小团体，其利用购买所得的专利针对市场上成功生产、销售的产品谋取不正当暴利。此类个人或小团体的活动通常会遭到人们的贬斥，认为其行径无异于敲诈。也有人将“投机型NPE”称为“Patent Troll”，即“专利流氓”。

如今，包括NPE在内的整个专利运营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NPE已经很难在美国取得较高的转移利润。数据表明，近年来，NPE每件转移的专利费从过去的40多万元下降到10多万元。而中国知识产权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市场的巨大影响力，让NPE的身影开始频频出现在中国。

《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对于专利权人的友好度（原告胜诉比例较高），获得保护的时限（结案较快），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法庭的专业度（处理某些行业专利诉讼的经验），都反映出中国法律体系的高效和专业。值得一提的是，NPE在国内诉讼所涉及的专利技术主要分布在电子通信技术领域，尤以无线通信网络领域的专利数量最多。“这与该行业创新密集、竞争激烈、国内通信产业高速发展不无关系。”刘煜表示，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特别是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重要生产地，企业在面对可能的禁令时需要进行全盘考虑。

科技企业担忧NPE滥诉

NPE经过多年发展，演化出不同的形式，有小型NPE利用手中一两件专利，专门针对无反击能力或意愿的对手提起诉讼快速获得和解金为生；也有的NPE拥有大量投资和研发背景，聚集行业中大量专利资产，运营专利池进行集中许可获取许可费。小米相关负责人介绍，行业中关于对NPE存在价值的讨论，看法不一。有观点认为其一定程度上通过活跃专利交易，提升了专利价值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创新有促进作用，且通过聚集专利资产，为专利实施者获得许可提供便利。然而，从真正制造产品，将研发成果和价值带给社会和消费者的企业来看，整体而言，NPE所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国内不少科技企业看来，NPE给人的印象并不友好。一位知名通讯厂商知识产权部门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坦言， 大部分的NPE不进行创新研究，专利来源依赖于购买，以快速、高额攫取利润为目的，并不对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助力。NPE的滥诉行为会牵扯企业过多的精力，也会对企业投入创新研究造成负面影响。“我们尊重创新，也尊重知识产权，但坚决反对NPE的滥诉行为以及明显不合理的高额许可费诉求。”

在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俞风雷看来，NPE在美国运营专利的时间已经长达20多年，目前已经有了相应的运作规则，甚至有些规则很隐蔽，比如说它提出可以为中小企业、初创企业提供免费的专利许可，然后对大型企业提供付费许可，并设立一定的期限。实际上，它可能是采用放水养鱼的模式先把中小企业吸引进来，然后再通过谈判或者以诉讼作为威胁，迫使相关企业不得不延续这种专利运营的收益模式。

正是基于此，当前许多科技企业对NPE谈虎色变，担心企业的发展会受到NPE滥诉的影响。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顺德看来，相关企业担心受到NPE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NPE牟利性的负面形象影响，对NPE还缺乏更深入的了解。例如NPE不是以将来研发或者产生新的商品或产生新的方法作为目标，而是通过购买专利，进行诉讼或者许可，这和一般认为的发明专利的使用目的完全不同。

“不过，我们也要客观看待NPE在国内的出现，要一分为二，区分对待，若NPE真的投入研发进行创新，形成一定高技术含量的知识产权，那么从专利法的角度看，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李顺德表示，但对于那些“投机型NPE”通过不法手段获利的行为则要加以规制。

专家建议完善立法有效规制

“其实，NPE本身是专利制度或者是资本市场经济的伴生物。从一定程度上说，NPE促进了人们对专利的认识，但是它同时会对科技创新以及市场平衡机制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它进行一定的调整。”俞风雷表示，法律制度的设定是矫正NPE运营行为的主要方式。

在李顺德看来，NPE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专利许可，但是如果用不好就会对企业的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规制NPE是当前业界亟待思考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对NPE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对其行为进行限定。”李顺德介绍，专利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垄断行为的规制，过于笼统。此外反垄断法对专利权滥用行为、民事诉讼法对串通型诉讼（恶意诉讼）进行了一定规制，建议相关部门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对NPE的行为进行合理规制，但也要注意区分正常的知识产权运营和“投机型NPE”。

俞风雷也建议，我国可以效仿美国的做法，从立法、司法、行政方面对NPE进行规制。比如在奥巴马政府时代，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就对包括高智在内的NPE动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查，调查其是否保护创新，是否进行无端诉讼。此外，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创新法案，也对滥用诉权行为进行规制，例如要求原告提供额外必要诉讼细节，对商业方法专利诉讼进行规制等。由此，美国建立起一套诉讼审查、证据开示、滥用失权、责任费用承担、用户平行的诉讼规则体系。

“当前专利法修正草案注意到了相关内容，但是否能够有效的规制，还要更具针对性。”俞风雷表示，对于科技企业而言，仍需做强自身的技术创新和专利储备。对于NPE，要推动行政、立法、司法各个部门共同形成合力，区分NPE的行为性质，进行有效规制。（本报记者 陈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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