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忽视基础研究

全国政协常委 袁亚湘

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成果大多都集中在技术方面而不是科学方面，即使是在科学方面的重大成就也往往和大科学装置有关。在基础科学领域纯自由探索、不依赖大设备、大装置的原创性创新研究方面，我国与科技强国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其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对技术的重视远远大于对科学的重视。即使是关于科学，国家以及相关部委真正关心的往往是应用基础研究而不是纯基础研究。

目前，我国在科技政策、管理、评价等方面基本套用的是搞工程的方式。常常制定一个统一的表格，要求不同学科都来填写，然后据此打分、排名。这表面上看来公平合理，但实际上却没有尊重某些学科的自然发展规律。在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等涉及跨学科的评估排名中，所设计的评价指标也通常不利于纯基础的学科。对于人才计划、项目设置、奖励数目等指标分配的问题，简单按照“分母大小决定分子”的做法已导致我国学科发展出现不平衡，也使得一些相对基础的学科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发达国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比例约15%。我国的这一比例则严重偏低。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强调科学技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我国要想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必须在科学方面有一大批国际领先的突出成果。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千万不要忽视基础研究。建议：

进一步改善科研环境。在人才评价、学科评估、项目评审中不宜把同样的指标、统一的标准用于不同的学科，而是应当充分考虑各基础科学的各自特点、采用各学科国际通行的做法。比如在数学领域，不看重论文署名顺序、论文数量、引用率、期刊影响因子等目前很多其他学科非常看重的因素，而是看重研究工作在本领域的学术影响和国际同行专家的公开意见。

对不适合组建国家实验室的基础学科领域，建议科技部根据其学科特点也布局相应的经费支持形式。在数学方面，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一步增加“天元数学基金”的投入。

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的比例。选择少量高水平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院所给予长期、充足的经费支持以及给予充分学术自主权，将其建设成为国际著名的科研机构。

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

全国政协委员 陈左宁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凸显”。在全球科技创新加速的趋势下，我国需要超前谋划部署，发挥制度优势，整合国家创新资源，通过自主创新之路补齐短板，实现网络信息等重要领域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要把“坚持自主创新”作为“补短板”的根本指导思想。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核心技术，不可能依靠简单的买他人现成技术或与他人合作一蹴而就，要坚持走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自主创新不等于关门自搞一套，要以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为前提，尽可能共享世界创新资源和先进技术发展成果。建议关注源头创新，保持战略耐心，久久为功；同时要关注技术生态、研发环境生态和产品产业生态的构建，形成自主创新技术成果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要把“确保自主可控”作为“补短板”的根本目标。“自主可控”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产品在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使用全生命链各环节安全可控，不存在被人为植入安全“陷阱”或者供应链被卡脖子的风险。二是产业发展安全可控，能自主修复产品缺陷和进行产品升级换代，不存在受制于人的技术命门，产业发展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在评价技术成果指标上，有时忽视自主可控，片面强调市场效益和技术先进性；有的对开源资源奉行“拿来主义”，把“共享”演变为“依赖”；有的用“国产化”“自主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授权”来表征产品的自主可控，但这些产品仍可能包含受制于人的技术“命门”。建议以自主可控内涵为依据，形成衡量自主可控水平的准确“尺子”，加强考核引导，修订原有成果评价指标体系，确保自主可控这一根本目标。

要把“必须集中力量”作为“补短板”的根本途径。近年来我们在核心技术研发上投的钱不少，但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主要问题是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其中力量分散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几乎每一款通用主流CPU架构在我国都有单位投入研发；基础软件大多基于国外开源社区，企业和产品同质化严重；网络信息领域的各类实验室多达30多个。其结果必然导致同水平重复，影响投入的效率。建议以国家实验室、重大项目、政府基金等为抓手，把以国家主导的科研创新体系与企业主导以市场竞争为主的科研创新体系相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局面。

加长科技创新研究链条

全国政协委员 吴一戎

根据今年两会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2.18%，虽然离2020年达到2.5%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压力，但已超过欧盟15国的2.1%，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接近了60%。应该说这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成果，我们已有许多指标进入国际前列。我国的科技创新正一步步走向深水区，解决问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当今的技术主要是基于科学规律和科学现象发明的，尤其是新发现的科学现象和科学规律能带来颠覆性技术，从而再造或升级相关产业。比如在科学上发现了某些液体具有晶体的性质，就发明了液晶显示技术，颠覆了CRT显示技术，创造了每年千亿美金的产业。从中可以看到当今的科技创新必须有一个完整的长链条，串起各个科技创新要素，才能完成高效的创新，高价值的创新。

而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研究链条不完整、相互分离，链条不长，已成为我国科技工作最为突出的问题。例如许多基础研究止于论文，中国的论文数量已居于全球第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量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一，而国家创新能力排名却只是第十七位，科技创新研究链条短。再如，2007年起实施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大多是工程目标，虽然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这些工程建筑在他人的理论、方法、材料和器件之上的问题，创新链条不完整，有些技术仍受制于人，当前不断出现的卡脖子问题正是产生于此。

在科技创新中加长创新链条，融合各个创新要素，既需要市场经济，又需要国家政府行为。建议在国家战略科技领域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加长科技创新研究链条。建设国家实验室就是要加长科技创新的链条，把在某一国家战略科技方向上做数学的、做科学的、做技术科学的和做核心关键技术的科技人员组织起来，为了统一的战略目标开展研究。

此外，在新一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中，一定要加长研究链条布局。完整的研究链条是解决自主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并不是说我们在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最优，最终的目标才能达到最优，而是我们必须自主地解决其中涉及的数学问题、科学问题、基础材料和器件问题、核心关键技术、工程技术等各个研究链条中的问题，以达到最终目标的最优解决，这样才能解决我们卡脖子的问题。另外，在基础研究中，应该更加明确、更聚焦于自然科学和颠覆性技术的研究，这是一切技术创新源头，是取得高价值创新的必要条件，是技术创新的制高点。

培育一流创新型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 卢春房

当前，很多企业树立为国担当意识，加大科研投入，培养使用人才，组织科技攻关，实现对国外先进企业的赶超。然而，不论国企还是民企，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创新能力不强，鲜有创新成果。除人才、地域、行业方面等因素外，主要有3个原因。

创新动力不足。有些企业，特别是有的国有企业认为创新是国家的事，本企业能把别人的成果用好，把产品质量管好就行，懒得去费那么大劲；有的认为创新是长远任务，花了钱也收不到成效，才不给别人做嫁衣裳；有的认为创不创新都能活。总之是不想创新，不愿担当。这既有企业领导的思想认识问题，也有政府部门引导不力、政策层面向企业传递压力不够有关，使得一些企业没有创新压力和动力。

创新投入不够。华为公司2017年投入研发资金占销售收入的15%，这是一个很多所谓大型企业目前难以企及的数字。从短期看，虽然研发投入与产出不一定成正比，但长期看，绝对不会成反比。华为公司2017年PCT专利申请量4024件，全球第一，就是例证。

方向目标不准。创新方向目标具有引领性，目前很多企业把目标定为世界一流或世界领先。过高的目标容易造成失望，挫伤创新积极性。为壮大企业创新主体，建议如下：

倡导担当精神。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科技型企业有不思进取、安逸享乐的表现。有关部门应大力倡导企业和企业家担当精神，担当起科技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从考核层面，应加大科研投入、科研成果的占比；从评价层面，制定统一的科技创新评价指标，定期发布评价，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从科研项目层面，设置系统性大项目，杜绝碎片化小项目，以此引导科研人员长期安心做科研。

鼓励各显神通。大小企业各自发挥优势，各自走出自己特色的创新之路。在行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企业应该瞄准世界一流，系统创新、协同创新，引领行业发展；小企业可在某些专业突破。

跟跑、并跑、领跑同时发力。为实现我国在核心技术上的赶超，比照航天工业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批产一代的做法，在跟跑、并跑、领跑上同时发力。可考虑支持大企业强力攻克难题，消除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由跟跑到并跑；支持部分先进企业持续研究试验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领跑本领域世界科技发展。

科技政策应加强顶层设计

全国政协委员 潘建伟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含量高的创新性产业不多，且主要以模式创新为主。党中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的新优势。

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核心关键技术有限，在诸多领域面临着“卡脖子”问题。某些产品被“卡脖子”只是直接表现，更深层次的根源是，我们在创新的环境和机制上被卡住了脖子，影响了创新能力。

科技金融体系尚需完善。科技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使得我国企业对短期内无法获利，或是存在较大不确定因素的前沿研究和未来可能的颠覆性技术，普遍投入热情不足。另一方面，也存在科技政策与具体实施不配套的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加大科研团队的自主权。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科研人员受到工资总额的限制，导致政策虽好，落地却难。这一问题的直接后果就是科研机构和高校日趋严重的人才流失。

对关键领域的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不足。比如芯片这一领域，世界发达国家的芯片产业，依赖于从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顺畅发展、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优势。就我国而言，由于聚焦长远的系统性布局有所缺乏，基础研究总体上得到的支持偏少，而研究本身又往往停留在论文上；对于若干技术突破，即使在指标上已满足应用的需求，但在工程化方面受限于整体工业水平，往往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到了产业化阶段，企业长期抱有“能买就买”的心态，片面追求尽快获利，研发的动力和能力都不足。上中下游都存在缺陷，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建立起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建议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直接投入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利用企业较灵活的资助方式，激发创新活力。同时为了保证企业的积极性，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充分利用技术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关于科研布局，当代的科技创新，一方面应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传统科技领域，解决此类问题；另一方面应聚焦于量子信息这样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具有颠覆性的技术领域，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特别是后者，我国与发达国家往往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有更大的机会成为开拓者和领跑者，当然也更需要有长远的、前瞻性的战略布局。

科技创新助力脱贫攻坚

全国政协常委 万建民

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加快发展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扶贫，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

加快突破一批基础前沿与关键核心技术问题。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国家农业重大需求和未来科技发展趋势，针对事关国计民生和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任务，在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智慧农业、农业物联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前沿领域突破一批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在作物改良、病虫害防控、生态循环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农艺融合和农业大数据等关键领域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抢占农业科技发展制高点，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强化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源头供给，打造发展新优势。

加快促进我国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与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将显著带动生物种业、食品产业、农业药物、资源利用、能源开发、装备制造等现代农业产业革命与高质量发展。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的有机结合，也将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农业机械化、农业智能化升级发展，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快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要大力推动与互联网产业的深度融合，核心是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要紧跟国内外产业技术发展动态和变革趋势，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抓龙头、铸链条、建集群，促进农业产业迈向中高端，构建创新驱动、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加快创制与推广一批适合贫困地区的农业新产品。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大需求，加快选育一批优质高效多抗的农作物新品种与功能产品，提高农产品的优质化率和国产率；研发一批环保高效的肥料、农药、饲料及添加剂、疫苗及诊断制剂、兽药和地膜等新型产品，突破农业生产中资源环境和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瓶颈问题；创制一批节能智能的栽培、养殖、植保、收获、加工等机械装备，提升农业生产信息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从源头上为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有效供给、生态绿色农业发展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科技支撑。

加快建设一批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科技引领示范村（镇）。面向我国贫困地区及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聚焦区域优势农产品和农业多功能性，以产学研协同、一体化攻关的科技创新联合体为单元，围绕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种养机具等的系统集成和生态环境养护修复、休闲农业、生态观光农业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应用节本降耗、提质增效、绿色生产和循环利用等技术模式，打造一批与当地农业资源禀赋和发展主流方向深度融合的创新驱动增长点，推动形成一批综合竞争力显著、质量效益同步提升、生态环境优美、产业功能多元、文化内涵丰富、农民收入明显增加、科技支撑保障有力的科技引领示范村（镇），使之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助推器。

西部创新亟须两翼突破

全国政协常委 王光谦

以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三个维度对我国的区域创新发展做出总体评价：我国正在形成“东部领先、中部跟随、东北和西部紧追”的格局。由此可见，西部正在实现跨越发展，但与中东部相比，仍然面临诸如创新投入强度仍有差距、创新资源争夺明显加剧、创新成果质量仍需提升、创新政策激励链条偏长和创新改革试点亟待统筹的难点问题。

如何破解西部创新落后局面，实现区域创新的协同发展，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点寻求“两翼突破”。

第一翼就是从“区域所长、国家所需”出发，把国家战略与西部地区所长相结合，寻求破解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与中东部相比，西部其实有很多隐形优势，这些自然、地理位置、气候等后发优势在目前我国转型发展以及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无论西南、西北都有自己所长的东西，例如“天眼”利用了西南“净空”环境；贵阳大数据存储中心利用了当地的“冷凉”气候；因为有青海盐湖资源，青海省才能走“镁锂钾”循环经济的创新发展之路；新疆、内蒙古的煤气及新能源战略资源就是孕育出“煤制油”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沃土。

目前，西部的所长亟待与国家的战略目标链接。我在青海工作这几年，深感这一方面工作的紧迫性，比如在探索减少碳排放方面，青海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生态优势。北欧的瑞典和丹麦率先提出建设零碳国家的目标，即到2050年，依靠零碳能源建设零碳国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建设青海零碳示范省？青海省人口上与北欧国家相当，具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水电能源，已经在龙羊峡建成我国最大规模的风光水互补清洁能源基地。要实现这一目标，青海省需要开展系统性的创新攻关，攻克大规模储电、智慧电网等关键技术问题。随着一步步向着零碳省的目标逼近，一定能够引发一场“新能源革命”。这样，以技术创新带动，资金、人才势必会集聚青海，从而实现创新后进地区向先进地区的跨越。

第二翼，就是国家在整体布局上，把更多科技创新的项目“嵌入”西部，形成扎根西部创新的态势。目前西部与中东部的差距是阻碍人才融入西部以及东北创新创业的现实问题，东部的创新环境好、经费多、吸引人才容易，在国家层面科技条件配置上都向东部倾斜，更是加大了东西部创新能力上的差距。

东北和西部的区域发展，需要一大批有识之士埋头苦干，扎根后发地区。除了宣传与引导，更需要在机制上配套，切实形成立足西部创新创业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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