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9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公开开庭审理一起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敲响法槌的是最高法副院长、知识产权庭庭长、二级大法官罗东川。这是最高法知识产权庭今年挂牌以来审理的第一案。

最高法副院长担任审判长开庭审案,为各级法院落实院庭长办案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近年来,最高法多次发文强调,要全面推进院长、庭长办案常态化,并明确院庭长办案的数量要求。最近发布的最高法“五五改革纲要”,依旧将健全院长、庭长办案常态化机制作为一项改革重点。

《法制日报》记者今天采访北京、江苏、海南等地法院了解到,院庭长办案在当地已经成为平常事,法院建立完善督促保障机制,确保院庭长去办案、办够案、办好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玉谦说,院庭长直接以法官身份参与办案,不仅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也有助于克服官本位传统观念,消除法院内部行政化现象、减少行政干预,推动落实司法责任制,确保法官独立办案,促进司法公正。

充分发挥职业优势

院庭长办案已全面铺开

“现在开庭!”2018年11月9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高某某故意杀人案在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泰州中院院长徐军担任审判长主审此案。庭审中,徐军对高某某迁怒无辜儿童、蓄意报复杀人的罪行予以谴责,对其避重就轻、消极抗法的态度予以训诫,当庭判处高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院长直接作为案件承办人断案,在泰州法院系统不是什么新鲜事。无论事务性工作有多忙,徐军几乎每个月都会走上审判席。2018年他直接承办案件15件。

在他的带动下,泰州中院去年院领导直接承办案件197件、正副庭长直接承办案件3716件,院庭长办案量占比达53.56%。

曾经,法官升职担任庭长、院领导后,不直接承办案件成为惯例。而随着案多人少的加剧和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院庭长办案成为迫切的现实。

最高法于2017年4月出台《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对院庭长怎么办案、办多少案件、办什么类型的案件等作出明确规定。

比如,中院院长办案量应当达到本院法官平均办案量的5%,其他入额院领导应当达20%至30%。推动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件优先分配给院庭长审理。

此后,院庭长办案在各级法院全面推开。

王金山审理涉及干煎炸锅发明的专利无效案,陈锦川审理KTV起诉音著协垄断案件,宋鱼水审理舒克商标案……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领导坐上审判席断案日趋常态化、制度化。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王金山深有感触地说,院庭长坚持办案是落实司法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责任制的一种具体体现,对促进公平正义,增加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院庭长担任主审法官,能够让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更有信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陈锦川、宋鱼水是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庭长张晓津、张晓霞是北京审判业务专家,他们审理案件是对法院权威和公正的最好代言。

目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有院长1名、副院长两名、庭长5名(其中两人为审委会专职委员),近两年来,院长及两名副院长承办案件334件。2018年,院庭长共结案1200多件,超额40%完成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院庭长办案任务。

受海南“多规合一”、海岸线整治等多重因素影响,行政案件审判难度骤然增大。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王娜带头承办重大疑难系列案件,年均审理案件超百件,领导行政庭先后啃下百余件“骨头案”。

“虽然工作压力很大、私人空间和时间很少,但我仍然认为坚持在办案一线对院领导来说是一件好事,只有在审判一线,才能在庭审、评议、宣判等环节充分发挥职业优势,推进审判质量不断提升。”王娜感叹道。

同一标准进行考评

去办案办够案办好案

“院庭长在身份上首先是法官,其次才是行政领导。院庭长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如果脱离办案,属于司法资源浪费。”曾担任国家法官学院教学部主任的毕玉谦说。

如何才能真正让院庭长回归审判一线?

记者注意到,三地法院有一个共同点——公开办案数据。

三亚中院院长李庆告诉记者,三亚法院每月通过司法统计报告公示院庭长收结案数,院庭长办案质效与其他员额法官一起纳入全院排名,严格实行与其他员额法官同一标准的质量业绩评价、考核标准。目前,院庭长办案已实现规范化、常态化。

院领导办案不是自己想办什么案子就办什么案子。“与普通承办人相似,根据院庭长办案数量要求,审判系统自动分案给院庭长,遇到重大、敏感、疑难等案件时,审判系统选择院庭长组别进行自动分案。”李庆说。

除了将院庭长办案情况在院内公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引入第三方专业司法数据分析机构,将包括院庭长在内的法官团队办案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院庭长特别是院领导,行政事务繁忙,如何确保他们有时间办案、办好案?

面对这一问题,泰州中院创新推出每月固定办案周、行政履职AB角等举措,推动院庭长实质化办案。

徐军解释说,就是建立制度,确保院领导每月有一周专门办案,办案周内原则上这名院领导仅从事办案,组织活动、开会等其他行政事务交由与其构成履职AB角的其他院领导代行。

“院领导办案,必须亲自阅卷作笔录、主持庭审、拟写审理报告、组织评议、撰写法律文书。”徐军说。

“院庭长也是法官,其日常职责之一就是办案。”王金山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院庭长不仅与普通法官一样,接受随机分案,而且还受负面清单约束,不能拈轻怕重、挑挑拣拣,办一些简单的串案凑数。院庭长要发挥“专家号”的优势,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以及发回重审、改判等案件,件件都要是“实锤”。

“比如,涉及通讯领域的3GPP标准必要专利案、LED白光发明专利案、首例音乐喷泉案等,都是由院庭长带头办理的。”王金山举例说。

为办理好案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院庭长组建了自己的办案团队,配备两名法官助理和1名书记员。院庭长不编入固定的合议庭,而是作为审判长轮流与其他法官组成合议庭审案,以充分发挥资深法官的专业引领作用,做好传帮带。

院庭长办案一定要避免委托办案、挂名办案等问题,为此,各地定期开展督察,对办案不达标的进行通报。

“刚开始时,发现基层法院个别院领导因行政事务繁忙,存在通过办理批量案件完成办案任务的情况,我们督查指出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徐军说,此后,再未发现办案不达标和委托办案的问题。

体制机制同步转型

设置事务性领导职位

央视暴风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案,“小明”卡通形象著作权案,搜狗百度互联网专利第一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院庭长们通过精确说理,明确了相关案件裁判标准,指引社会行为,实现了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前不久,三亚中院副院长陈恒办理了一起历经一审、二审、重审、再审等程序,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的土地转让合同纠纷案。经多次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促使双方达成补偿协议,当事人息诉罢访。2018年,陈恒办理案件的撤调率达40%。

院庭长办案好处一大摞,继续深化院庭长办案制度,是大家的共识。

“现在对行政事务、审判监督管理、党建队建的要求越来越高,责任也更重,院庭长需要在这方面花更多时间。如何统筹好行政事务工作、审判管理监督、基层党建队建和执法办案,是当前院庭长面临的新挑战。”王金山进一步分析说。

徐军认为,院领导办理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复杂、疑难案件还相对较少,直播公开庭不多,示范作用发挥不够。为此,泰州中院最近出台新规,院领导每人每年应挑选合适案件组织年轻法官观摩不少于两次；审管办对院领导办案情况定期通报和年终考核,对办案优秀的院领导进行表彰。

在毕玉谦看来,由于担任领导职务,院庭长不得不将相当大的精力用于应付各种行政性会议、社会活动和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等。职务越高、行政权力越大的院领导,其办案数量就越加有限,往往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相较而言,庭长、副庭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直接办案,担任副职的院领导也能够抽出一定时间用于办案。

“从具体情况来看,院庭长直接办案的积极性在不断提高,但是往往受制于行政事务,所谓委托办案、挂名办案的现象还较为普遍。”毕玉谦说,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思想观念、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保障体制和审判运行机制上实行同步转型与变革,尽可能地淡化院领导的行政身份,强化其法官身份,突出其专业性格,不断弱化其行政权限与行政职能。

由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在法院内部不可或缺,为此,毕玉谦建议,可考虑在法院系统建立科学的新型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实行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与审判业务管理的分离,即设置少量的事务性领导职位,不再担任法官职务,专司法院内部的事务性管理活动并代表法院对外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使得从事审判业务管理的院庭长从繁重的事务性管理活动中解脱出来,全身投入直接办案。（ 本报记者 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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