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表决通过，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一改部门立法惯例，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立项，历经三次公开征求意见和四次审议，利益博弈激烈。其中，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方面，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下简称电商平台）是否应该与平台内电子商务经营者（以下简称电商）“连坐”，对消费者承担连带责任，在审议中争议较大，现有规定形同搁置。

相关规定在审议中变动多次。电子商务法三审稿第37条第2款规定：“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第四次审议将最后一句改为“依法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到最终出台的法律第38条第2款，最后一句又变成“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连带责任、补充责任和相应的责任，三者有实实在在的区别。连带责任中，电商平台与电商责任不分先后，消费者能够获得更为便捷和充足的保障。补充责任，实际是以电商为主要责任人，其无力承担的部分，由电商平台负责；如果电商能够完全承担责任，电商平台实际免责；如果电商无法承担责任，电商平台承担全部责任。相应的责任，则是模糊化用语，留待有关部门灵活处理。

无论如何变动，电商平台对消费者不能免责是共识，与电商对消费者共同承担责任也无不妥。电商平台不是公益机构，是从电商收取费用或押金从事经营的营利性组织。利之所至，责任之所生，电商平台应有责任。电商交易中，电商平台与电商责任往往难以分离，譬如，当滴滴平台将乘客信息与车主信息撮合成功，乘客因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被车主杀害，滴滴何以免责？

争议在于，电商平台的责任程度是否与电商等同，乃至“连坐”？这一点，主要涉及立法政策倾向——如何在保护电子商务发展与消费者之间寻求平衡？

推翻三审稿中“连带责任”的理由，主要是担心“连带责任”将导致电商平台责任过重，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连带责任制度过于向消费者利益倾斜。问题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电子商务发展？我国电子商务体量已居全球之首，数量发展并不紧迫。实践中，电商刷单炒信，想方设法删除差评，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等电子商务乱象，以及滴滴顺风车等恶性事件，暴露出电商平台经营监管漏洞和社会责任感严重不足的问题，电子商务质量亟待改进。

提高电子商务质量，连带责任是有效的激励制度，符合“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电子商务”这两大立法目标。其一，电商平台是电商模式的开拓和运营者，同时也是电商游戏规则的设计者。加重责任，将刺激平台完善商业模式和规则，减少对消费者的侵害。其二，电商平台与电商“连坐”，符合张维迎教授所说的“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使具有信息优势的电商平台产生监督电商的动力。

此外，消费者保护与电子商务发展并行不悖。缺乏消费者的信任和认可，再好的商业模式都无法长久。

其实，只要电商平台尽到法条前半段规定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所有责任都不会发生。故而，重点之重，还在于法律实践中对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解和把握。如果过于宽松，任何义务都是纸上谈兵；制裁过重，也会导致法律激励无效。

（王红一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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