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很快成為世界上最適合專利許可和訴訟的地方。”近日，科睿唯安發布《亞太知識產權2020年度報告》（下稱《報告》）顯示，NPE（非專利實施實體）在中國參與的專利訴訟數量呈現明顯增長趨勢。而同期，NPE在美國的專利訴訟案件數量出現下降。

近年來關於NPE的熱門話題已經從國外延伸至國內。此前，華為、中興通訊、小米、OPPO、海爾等中國企業，在國外市場遭遇NPE訴訟常常見諸報端。如今，NPE開始瞄准中國市場，並把戰場轉移到中國。繼去年NPE iPEL的子公司Global Innovation Aggregators在中國起訴總部位於聖何塞的美國公司Netgear、OPPO在中國反擊NPE Sisivel后，前不久，另一家企業美國極進網絡（Extreme Networks）宣布已與 iPEL達成和解和專利許可協議，結束了雙方在深圳的訴訟。

關於NPE，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那麼，目前NPE在中國的發展有何特點，對國內企業有何影響，又該如何規制？

NPE進入中國開辟新戰場

最近，美國極進網絡公司宣布已與NPE iPEL達成和解和專利許可協議，結束了雙方在深圳的訴訟。iPEL由布萊恩·耶茨創建。依靠2019年1月從國內某企業購買的專利，iPEL起訴美國極進網絡公司侵犯其專利權。這次許可協議的簽訂是iPEL在中國市場不斷嘗試中的首次成功，証明其能夠將手中的中國專利許可給在華外國科技企業以獲得收益。可以說，iPEL在中國的發展是NPE在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

“NPE是知識產權行業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特殊群體。隨著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發展，越來越多的NPE開始將目光轉向中國市場。”科睿唯安執行副總裁、亞太區董事總經理劉煜對中國知識產權報記者表示，在海外，NPE有相對清晰的定義，業界也對NPE有一致的認識。NPE是一種特定的商業模式，是對專利貨幣化的一種嘗試，其對企業如何運營專利也有一定啟發。比如諾基亞退出手機市場后開始做起了專利運營，近年中國企業也向一些NPE出售了部分專利。

隆安律師事務所律師、專利代理師章建勤告訴本報記者，在中國語境中，NPE的含義通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NPE是指從專利權利中獲得利益，但並不銷售或者制造相關產品，也不提供相關服務，並以原告身份積極主張權利或者提起訴訟以行使權利的法律組織（法人）。在中國的學術文章、正式會議發言等場合，NPE一般指廣義的含義，包含了知識產權運營機構等，所以其含義相對中性。但在非正式場合， NPE一般指狹義含義，通常是指“投機型NPE”。“投機型NPE”大致是指購買專利的個人或小團體，其利用購買所得的專利針對市場上成功生產、銷售的產品謀取不正當暴利。此類個人或小團體的活動通常會遭到人們的貶斥，認為其行徑無異於敲詐。也有人將“投機型NPE”稱為“Patent Troll”，即“專利流氓”。

如今，包括NPE在內的整個專利運營體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NPE已經很難在美國取得較高的轉移利潤。數據表明，近年來，NPE每件轉移的專利費從過去的40多萬元下降到10多萬元。而中國知識產權環境的變化和中國市場的巨大影響力，讓NPE的身影開始頻頻出現在中國。

《報告》數據顯示，中國對於專利權人的友好度（原告勝訴比例較高），獲得保護的時限（結案較快），知識產權法院和知識產權法庭的專業度（處理某些行業專利訴訟的經驗），都反映出中國法律體系的高效和專業。值得一提的是，NPE在國內訴訟所涉及的專利技術主要分布在電子通信技術領域，尤以無線通信網絡領域的專利數量最多。“這與該行業創新密集、競爭激烈、國內通信產業高速發展不無關系。”劉煜表示，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特別是消費類電子產品的重要生產地，企業在面對可能的禁令時需要進行全盤考慮。

科技企業擔憂NPE濫訴

NPE經過多年發展，演化出不同的形式，有小型NPE利用手中一兩件專利，專門針對無反擊能力或意願的對手提起訴訟快速獲得和解金為生﹔也有的NPE擁有大量投資和研發背景，聚集行業中大量專利資產，運營專利池進行集中許可獲取許可費。小米相關負責人介紹，行業中關於對NPE存在價值的討論，看法不一。有觀點認為其一定程度上通過活躍專利交易，提升了專利價值而在一定程度上對創新有促進作用，且通過聚集專利資產，為專利實施者獲得許可提供便利。然而，從真正制造產品，將研發成果和價值帶給社會和消費者的企業來看，整體而言，NPE所帶來的影響是負面的。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在國內不少科技企業看來，NPE給人的印象並不友好。一位知名通訊廠商知識產權部門相關負責人對本報記者坦言， 大部分的NPE不進行創新研究，專利來源依賴於購買，以快速、高額攫取利潤為目的，並不對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助力。NPE的濫訴行為會牽扯企業過多的精力，也會對企業投入創新研究造成負面影響。“我們尊重創新，也尊重知識產權，但堅決反對NPE的濫訴行為以及明顯不合理的高額許可費訴求。”

在天津大學法學院教授俞風雷看來，NPE在美國運營專利的時間已經長達20多年，目前已經有了相應的運作規則，甚至有些規則很隱蔽，比如說它提出可以為中小企業、初創企業提供免費的專利許可，然后對大型企業提供付費許可，並設立一定的期限。實際上，它可能是採用放水養魚的模式先把中小企業吸引進來，然后再通過談判或者以訴訟作為威脅，迫使相關企業不得不延續這種專利運營的收益模式。

正是基於此，當前許多科技企業對NPE談虎色變，擔心企業的發展會受到NPE濫訴的影響。在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李順德看來，相關企業擔心受到NPE威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受NPE牟利性的負面形象影響，對NPE還缺乏更深入的了解。例如NPE不是以將來研發或者產生新的商品或產生新的方法作為目標，而是通過購買專利，進行訴訟或者許可，這和一般認為的發明專利的使用目的完全不同。

“不過，我們也要客觀看待NPE在國內的出現，要一分為二，區分對待，若NPE真的投入研發進行創新，形成一定高技術含量的知識產權，那麼從專利法的角度看，應當得到法律的保護。”李順德表示，但對於那些“投機型NPE”通過不法手段獲利的行為則要加以規制。

專家建議完善立法有效規制

“其實，NPE本身是專利制度或者是資本市場經濟的伴生物。從一定程度上說，NPE促進了人們對專利的認識，但是它同時會對科技創新以及市場平衡機制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需要對它進行一定的調整。”俞風雷表示，法律制度的設定是矯正NPE運營行為的主要方式。

在李順德看來，NPE是一把雙刃劍，用好了可以有效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發展專利許可，但是如果用不好就會對企業的創新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如何規制NPE是當前業界亟待思考的問題。“目前，我國的法律制度對NPE沒有明確的界定，也沒有對其行為進行限定。”李順德介紹，專利法第四十八條關於壟斷行為的規制，過於籠統。此外反壟斷法對專利權濫用行為、民事訴訟法對串通型訴訟（惡意訴訟）進行了一定規制，建議相關部門在制度上進一步完善，對NPE的行為進行合理規制，但也要注意區分正常的知識產權運營和“投機型NPE”。

俞風雷也建議，我國可以效仿美國的做法，從立法、司法、行政方面對NPE進行規制。比如在奧巴馬政府時代，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就對包括高智在內的NPE動用行政手段進行調查，調查其是否保護創新，是否進行無端訴訟。此外，美國眾議院通過的創新法案，也對濫用訴權行為進行規制，例如要求原告提供額外必要訴訟細節，對商業方法專利訴訟進行規制等。由此，美國建立起一套訴訟審查、証據開示、濫用失權、責任費用承擔、用戶平行的訴訟規則體系。

“當前專利法修正草案注意到了相關內容，但是否能夠有效的規制，還要更具針對性。”俞風雷表示，對於科技企業而言，仍需做強自身的技術創新和專利儲備。對於NPE，要推動行政、立法、司法各個部門共同形成合力，區分NPE的行為性質，進行有效規制。（本報記者 陳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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