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復旦大學出版社和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在上海共同主辦了一場以“當代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為主題的研討會，來自學界的30余位專家學者各抒己見，直指當下國內學術出版“走出去”面臨的困境。

有學者坦言，為中文學術著作找到一位好翻譯，需要碰運氣﹔也有學者說，自己的心血之作找不到好翻譯寧可不出。目前，國內出版社多以招標方式為學術著作找譯者，但這一肩負“擺渡人”重任的角色，往往對原著知之甚少，有的出版社倉促上馬，翻譯成為流水線作業，譯作謬誤百出、翻譯水准低下，致使原本高水平的著作翻譯出版后鮮有人問津。

什麼書值得譯介？什麼樣的譯者才是好譯者？當代中國學術如何真正“走出去”，在國際舞台上實現有效傳播？

1、選准書——譯介是為了更好地對話

葛兆光教授的《中國思想史》和陳建華教授的《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1927—1930）》（以下簡稱《革命與形式》）經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后，被世界頂級學術出版機構之一的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列入出版計劃。此后數載，經過譯者多年的辛苦付出，兩套書的英文版相繼出版並在海外公開發行。

“好的作者是學術出版社的靈魂和生命。”研討會上，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副總裁、全球銷售總監Focko van Berckelaer就“如何提高國際出版的成功率”作發言。他說，葛兆光教授的《中國思想史》（第一卷）榮獲美國圖書館協會會刊評出的“年度杰出學術出版物”稱號，這是在學術出版社中能夠得到的最高榮譽之一，“博睿出版社至今已經有330多年的歷史，出版了大量關於中國的出版物，為了更好地反映中國的情況，我們必須走進中國，讓中國的作者來寫關於中國的事情，並把這些出版物帶到國際上去，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中國的學術思想能夠走向世界，參與全球學術交流，講好中國故事，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然而，什麼書是值得翻譯的書？哪些書適合“走出去”？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楊揚認為其中一直存在認識偏差，如何選擇確實是難題：“國外圖書館中收存的關於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書籍，很多並非高水准的學術書籍，讀來味同嚼蠟，而很多好的學術書又沒有能翻譯介紹出去。”

經典性、思想性、對話性——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引馳提出了三點標准。前兩點毋庸贅言，具有強烈的引領性和思想史意義的學術著作，應當重視其譯介。關於對話性，陳引馳如是描述：“學術著作不是‘獨語’，而是有對話性的，翻譯以后是更大范圍的對話，很大程度上也是學術評價的一種方式。對話不僅僅是在中文語境當中，在不同的學術、文化傳統當中，也有對話性。”

“現在翻譯成外文的書不少，但是真正的好書並不多。”在葛兆光看來，值得翻譯的書，未必一定是非常精深的學術著作，還是要看中國以外的人們需要什麼書。他認為有三種書應當翻譯成外文：一種是有中國特色、風格和問題意識的書﹔一種是類似於教科書或普及讀物的作品，適合更廣大的閱讀者﹔還有一種是年輕學者的書。“現在有些年輕學者做得不錯，他們受到了很好的學術訓練，但是缺少很好的學術機會。”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躍進教授談到，中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過程中，有一個明顯的問題，就是“錯位感”——我們想推的，可能國外的學者不一定需要，而國外學者特別需要的，我們又推不出去。在他看來，要選准書一定要有“話題”意識，就是真正找到一種中國和中國以外讀者共同有興趣的話題，找到中外讀者的契合點。

“過去我們常常隻考慮‘推出去’，現在還要考慮接受對象。除了找到共同的話題，還要考慮找到相近的思想方法、學術方法。”劉躍進說。

2、找對人——翻譯是一次艱苦的再創造

葛兆光將譯者的作用看得很重：“所有翻譯成外文的著作，實際上是作者和譯者共同再次創造的一個過程。”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劍雄教授對此表示認同，中國的學術成果如果沒有很好的翻譯，能夠起到的作用很有限。“當年沈從文訪問美國引起旋風，有的讀者從東海岸跟到西海岸。其實沈從文的好多回答都是傅漢思翻譯的，聽眾聽得如痴如醉。翻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的確，具有文化背景和審美觀念的文字，要在另一種語言當中完美呈現，對譯者的要求是全面而嚴謹的。思想和精神的轉譯、學術觀點的傳達，尤為不易，更需要准確乃至精確表達本意。

2005年，博睿學術出版社推出“當代中國研究出版計劃”，策劃“博睿中國人文書叢”和“思想，歷史和近代中國”兩大書系，布局翻譯出版中國學者的重要學術著作。2008年簽下《中國思想史》英文版的出版。記者了解到，為了保証出版品質，同行評審、質量監督貫穿譯介過程。其間，葛兆光與兩位譯者反復溝通，有的章節反復討論40多個回合。《中國思想史》中文本有1300頁，為了適應英文讀者，做了大量的刪減，最終刪至660頁。歷經八年打磨，結果也是令人滿意的——《中國思想史》不僅上架歐美最重要的學術機構和重要圖書館，還被美國Choice雜志評為2014年度最優秀學術圖書獎，贏得了海外口碑。

“我最應該感謝的就是兩位譯者，他們在8年裡面花了太多的心血，我們從不認識到現在成為非常好的朋友。我覺得在英文版裡面，作者是次要的，翻譯者是主要的。”葛兆光說。《中國思想史》預設的讀者不是入門者，而是具備一定學術基礎的人，因此寫作時引用了繁復史料，有大量復雜的論述，轉碼成英文版的難度和辛苦可想而知。

葛兆光直言，在其著作翻譯中曾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中國思想史》的翻譯，早在2000年就有人找過，但譯稿看得人一頭霧水，還有譯者在翻譯其另一本著作時居然在百度上拷貝一段東西放在裡面，令人哭笑不得，“找到合適的翻譯者，是最重要的事情”。

《革命與形式》作者陳建華教授也認同，找對翻譯者是“需要運氣”的。“我們在美國看到很多從法語、德語翻譯過來的學術著作，但是對於中文來說，確實需要有一個階段的認知與轉化。這個過程中的確存在文化語境之間的某些障礙，需要加以打通。”陳建華說。

對跨語境的學術譯介，《華東師范大學學報》英文版執行主編吳冠軍感觸深刻：“我對社會科學類的翻譯不怎麼焦慮，但文史哲的翻譯可謂‘苦不堪言’。針對不同讀者群，我們甚至可以說譯后作是一部新的作品。這不是語言之間的切換，而是兩種不同話語構形之間的深度碰撞。所以說，永遠不會有最好的翻譯，隻能在這種不可能裡面，去創造一種可能。”

吳冠軍感到迫切：“一大批杰出的中國學者有著非常深厚的學術積累，但全球化時代下中國思想沒有得到應有的位置，這個偏見必須要改變。其實從大的角度來看，西方思想呈現越來越同質化的現象，而中國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帶去學術的‘負熵’。”有了一定的傳播效果，中國學術才能真正在國際學界佔據一席之地。

3、走得遠——精加工才能有生命力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章清記得，自己曾拒絕了一家國內出版社的外譯申請項目。“當時我得知，他們是採取招標方式選譯者，在沒有做功課的情況下，譯者的學術素養、對著作的了解程度都難以得到保証。”他選擇“寧肯不出”，並直言如果沒有專業的操作、不能按照海外學術著作的規范流程來規劃出版以及后續落地，譯本的內容和效果都會大打折扣。

陳引馳講起自己兩次不愉快的外譯評審經歷。一方面是從選書來講，有些是“販賣型”的學術，裡面引証豐富，但是本身並不具有內在的質地，缺乏對話性或者原創性，這樣的書翻譯出去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是翻譯的質量問題非常嚴重，單看注釋的翻譯是不是“對頭”就能看出來。因而，需要非常審慎地選擇，選出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和合格的翻譯者。

葛劍雄還提出，“擴大中國故事影響力”的需要和“顯示學術水平”的需要應該分開來，“學術水平高，不等於發行量大，應當有所區別，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才能把經費花對地方，讓作者和譯者的精力放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而最合適譯介的，不一定是作者自己認為學術水平最高的著作，針對不同的需求，要做不同的翻譯工作。”

復旦大學出版社黨委書記、董事長嚴峰認為，高水平的原創性學術著作是版權輸出的重要前提，國家的支持是中國學術“走出去”的有力保障，優質的翻譯則是人文學術著作成功“走出去”的關鍵。“我們要走出去，不是我們想做什麼書就做，而應考慮到國外讀者的實際需求，他們想了解中國什麼，我們要跟他們溝通，而不是想當然地去選書翻譯﹔其次就是找什麼樣的人翻譯，也是一個很緊要的問題。我的體會是要真正懂這個書的人才能譯好。”復旦大學出版社總編輯王衛東如是說。

學術出版“走出去”，要真正走得遠，還需要以讀者便於、樂於接受的方式，需要大眾普及層面的考量。劉躍進提醒注意中西方交流中的語言問題，“過去我們的學術著作，隻談學術，隻在學術圈裡面做工作。不少學者的著作味同嚼蠟，只是給自己看，別人根本不看，最多就是自己的學生看。如果學術做到這種地步，恐怕生命力也不長。把艱深的內容，用人們喜聞樂見的文字表達出來，這並非易事。學者做深很容易，‘深入淺出’不容易，做一做、寫一寫就知道了。”

專家坦言，“精加工”貼近目標讀者，才能真正提升“國際能見度”。出版界和學界要摸清目標讀者的圖書市場、閱讀習慣，乃至海外學術出版規范，才能讓中國聲音傳得更遠、更精准。（顏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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