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9時,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公開開庭審理一起侵犯發明專利權糾紛案。敲響法槌的是最高法副院長、知識產權庭庭長、二級大法官羅東川。這是最高法知識產權庭今年挂牌以來審理的第一案。

最高法副院長擔任審判長開庭審案,為各級法院落實院庭長辦案起到積極示范作用。

近年來,最高法多次發文強調,要全面推進院長、庭長辦案常態化,並明確院庭長辦案的數量要求。最近發布的最高法“五五改革綱要”,依舊將健全院長、庭長辦案常態化機制作為一項改革重點。

《法制日報》記者今天採訪北京、江蘇、海南等地法院了解到,院庭長辦案在當地已經成為平常事,法院建立完善督促保障機制,確保院庭長去辦案、辦夠案、辦好案。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畢玉謙說,院庭長直接以法官身份參與辦案,不僅緩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也有助於克服官本位傳統觀念,消除法院內部行政化現象、減少行政干預,推動落實司法責任制,確保法官獨立辦案,促進司法公正。

充分發揮職業優勢

院庭長辦案已全面鋪開

“現在開庭!”2018年11月9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高某某故意殺人案在江蘇省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泰州中院院長徐軍擔任審判長主審此案。庭審中,徐軍對高某某遷怒無辜兒童、蓄意報復殺人的罪行予以譴責,對其避重就輕、消極抗法的態度予以訓誡,當庭判處高某某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院長直接作為案件承辦人斷案,在泰州法院系統不是什麼新鮮事。無論事務性工作有多忙,徐軍幾乎每個月都會走上審判席。2018年他直接承辦案件15件。

在他的帶動下,泰州中院去年院領導直接承辦案件197件、正副庭長直接承辦案件3716件,院庭長辦案量佔比達53.56%。

曾經,法官升職擔任庭長、院領導后,不直接承辦案件成為慣例。而隨著案多人少的加劇和司法責任制的落實,院庭長辦案成為迫切的現實。

最高法於2017年4月出台《關於加強各級人民法院院庭長辦理案件工作的意見(試行)》,對院庭長怎麼辦案、辦多少案件、辦什麼類型的案件等作出明確規定。

比如,中院院長辦案量應當達到本院法官平均辦案量的5%,其他入額院領導應當達20%至30%。推動將重大、疑難、復雜、新類型和在法律適用方面具有普遍意義的案件優先分配給院庭長審理。

此后,院庭長辦案在各級法院全面推開。

王金山審理涉及干煎炸鍋發明的專利無效案,陳錦川審理KTV起訴音著協壟斷案件,宋魚水審理舒克商標案……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院領導坐上審判席斷案日趨常態化、制度化。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王金山深有感觸地說,院庭長堅持辦案是落實司法改革要求的重要舉措,也是司法責任制的一種具體體現,對促進公平正義,增加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義。院庭長擔任主審法官,能夠讓當事人對案件處理的公正性和權威性更有信心。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陳錦川、宋魚水是全國審判業務專家,庭長張曉津、張曉霞是北京審判業務專家,他們審理案件是對法院權威和公正的最好代言。

目前,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有院長1名、副院長兩名、庭長5名(其中兩人為審委會專職委員),近兩年來,院長及兩名副院長承辦案件334件。2018年,院庭長共結案1200多件,超額40%完成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制定的院庭長辦案任務。

受海南“多規合一”、海岸線整治等多重因素影響,行政案件審判難度驟然增大。三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委會專職委員王娜帶頭承辦重大疑難系列案件,年均審理案件超百件,領導行政庭先后啃下百余件“骨頭案”。

“雖然工作壓力很大、私人空間和時間很少,但我仍然認為堅持在辦案一線對院領導來說是一件好事,隻有在審判一線,才能在庭審、評議、宣判等環節充分發揮職業優勢,推進審判質量不斷提升。”王娜感嘆道。

同一標准進行考評

去辦案辦夠案辦好案

“院庭長在身份上首先是法官,其次才是行政領導。院庭長有豐富的辦案經驗,如果脫離辦案,屬於司法資源浪費。”曾擔任國家法官學院教學部主任的畢玉謙說。

如何才能真正讓院庭長回歸審判一線?

記者注意到,三地法院有一個共同點——公開辦案數據。

三亞中院院長李慶告訴記者,三亞法院每月通過司法統計報告公示院庭長收結案數,院庭長辦案質效與其他員額法官一起納入全院排名,嚴格實行與其他員額法官同一標准的質量業績評價、考核標准。目前,院庭長辦案已實現規范化、常態化。

院領導辦案不是自己想辦什麼案子就辦什麼案子。“與普通承辦人相似,根據院庭長辦案數量要求,審判系統自動分案給院庭長,遇到重大、敏感、疑難等案件時,審判系統選擇院庭長組別進行自動分案。”李慶說。

除了將院庭長辦案情況在院內公示,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還引入第三方專業司法數據分析機構,將包括院庭長在內的法官團隊辦案情況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督。

院庭長特別是院領導,行政事務繁忙,如何確保他們有時間辦案、辦好案?

面對這一問題,泰州中院創新推出每月固定辦案周、行政履職AB角等舉措,推動院庭長實質化辦案。

徐軍解釋說,就是建立制度,確保院領導每月有一周專門辦案,辦案周內原則上這名院領導僅從事辦案,組織活動、開會等其他行政事務交由與其構成履職AB角的其他院領導代行。

“院領導辦案,必須親自閱卷作筆錄、主持庭審、擬寫審理報告、組織評議、撰寫法律文書。”徐軍說。

“院庭長也是法官,其日常職責之一就是辦案。”王金山說,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院庭長不僅與普通法官一樣,接受隨機分案,而且還受負面清單約束,不能拈輕怕重、挑挑揀揀,辦一些簡單的串案湊數。院庭長要發揮“專家號”的優勢,帶頭辦理重大、疑難、復雜、新類型以及發回重審、改判等案件,件件都要是“實錘”。

“比如,涉及通訊領域的3GPP標准必要專利案、LED白光發明專利案、首例音樂噴泉案等,都是由院庭長帶頭辦理的。”王金山舉例說。

為辦理好案件,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院庭長組建了自己的辦案團隊,配備兩名法官助理和1名書記員。院庭長不編入固定的合議庭,而是作為審判長輪流與其他法官組成合議庭審案,以充分發揮資深法官的專業引領作用,做好傳幫帶。

院庭長辦案一定要避免委托辦案、挂名辦案等問題,為此,各地定期開展督察,對辦案不達標的進行通報。

“剛開始時,發現基層法院個別院領導因行政事務繁忙,存在通過辦理批量案件完成辦案任務的情況,我們督查指出問題並提出整改要求。”徐軍說,此后,再未發現辦案不達標和委托辦案的問題。

體制機制同步轉型

設置事務性領導職位

央視暴風體育賽事節目著作權案,“小明”卡通形象著作權案,搜狗百度互聯網專利第一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院庭長們通過精確說理,明確了相關案件裁判標准,指引社會行為,實現了法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

前不久,三亞中院副院長陳恆辦理了一起歷經一審、二審、重審、再審等程序,時間跨度長達20多年的土地轉讓合同糾紛案。經多次耐心、細致的工作,終於促使雙方達成補償協議,當事人息訴罷訪。2018年,陳恆辦理案件的撤調率達40%。

院庭長辦案好處一大摞,繼續深化院庭長辦案制度,是大家的共識。

“現在對行政事務、審判監督管理、黨建隊建的要求越來越高,責任也更重,院庭長需要在這方面花更多時間。如何統籌好行政事務工作、審判管理監督、基層黨建隊建和執法辦案,是當前院庭長面臨的新挑戰。”王金山進一步分析說。

徐軍認為,院領導辦理法律關系復雜、當事人人數眾多的復雜、疑難案件還相對較少,直播公開庭不多,示范作用發揮不夠。為此,泰州中院最近出台新規,院領導每人每年應挑選合適案件組織年輕法官觀摩不少於兩次﹔審管辦對院領導辦案情況定期通報和年終考核,對辦案優秀的院領導進行表彰。

在畢玉謙看來,由於擔任領導職務,院庭長不得不將相當大的精力用於應付各種行政性會議、社會活動和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等。職務越高、行政權力越大的院領導,其辦案數量就越加有限,往往其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相較而言,庭長、副庭長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直接辦案,擔任副職的院領導也能夠抽出一定時間用於辦案。

“從具體情況來看,院庭長直接辦案的積極性在不斷提高,但是往往受制於行政事務,所謂委托辦案、挂名辦案的現象還較為普遍。”畢玉謙說,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思想觀念、行政管理體制、司法保障體制和審判運行機制上實行同步轉型與變革,盡可能地淡化院領導的行政身份,強化其法官身份,突出其專業性格,不斷弱化其行政權限與行政職能。

由於司法行政管理職能在法院內部不可或缺,為此,畢玉謙建議,可考慮在法院系統建立科學的新型司法行政管理體制,實行司法行政管理職能與審判業務管理的分離,即設置少量的事務性領導職位,不再擔任法官職務,專司法院內部的事務性管理活動並代表法院對外參加必要的社會活動,使得從事審判業務管理的院庭長從繁重的事務性管理活動中解脫出來,全身投入直接辦案。（ 本報記者 周斌）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