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春節檔多部賀歲片上映的第二天，所有影片就齊齊在網上出了資源，不是盜錄的模糊槍版，而是連片前廣告都原樣帶齊的高清版本。有人打起“小算盤”，在網絡平台上叫賣資源，宣傳口號是“1元看高清版《流浪地球》”。

2月10日，國家版權局官方微博發布消息表示，經過多部門和權利人的聯合行動，春節檔院線電影的盜版傳播已得到一定遏制，對嚴重的侵權盜版分子將移交公安部門採取刑事手段予以嚴厲打擊。

據媒體報道，今年春節檔電影網絡盜版觀看數量已超過2000萬次，大年初二去影院的觀影人次與去年同日相比下降了近100萬，電影觀測平台的票房預測一再下降，萬眾期待“神仙打架”的春節檔可謂損失慘重。

“陰魂不散”的盜版

“本次高清電影網絡盜版事件，體現了相關違法犯罪行為的組織嚴密性、網絡主導性、技術引領性、手段多樣性、行為隱秘性、實施迅猛性、后果嚴重性等新特點。”2月13日，中國互聯網協會法治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胡鋼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表示。

其實，影視遭遇網絡盜版不是今年的特有現象。2016年2月，中國電影著作權協會影視監測管理中心發布春節檔電影反盜版聯合公告，發現《美人魚》視頻侵權盜版鏈接790條、《西游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侵權盜版鏈接3418條、《澳門風雲3》侵權盜版鏈接845條。同年12月，博納影業集團總裁於冬表示《湄公河行動》上映隻一天就出了高清資源，直接損失3至5億票房。2018年春節檔《紅海行動》《唐人街探案2》也迅速流出高清資源，同年7月，《我不是藥神》還未上映便流出槍版……

雖然有關方面在打擊盜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院線電影還是難以擺脫盜版的困擾。對此，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叢立先分析認為：“當前網絡技術的飛速迭代和更新，客觀上為盜版提供了極大的技術服務便利，而良性合理的電影版權社會綜合保護機制尚未形成。同時，網絡用戶的版權保護意識和行動也有不足，相當一部分網民沒有從根本上形成尊重保護電影版權的社會消費習慣。”

北京韜安律師事務所法律顧問許燕表示，在電影版權保護方面，現行立法尚不完善，司法和行政打擊力度不夠，公眾版權保護意識的淡薄及內容付費習慣的缺失，使得盜版產業鏈擁有廣大的下游受眾基礎，也加速了盜版資源的傳播。目前還存在著侵權判定標准滯后、著作權侵權損害賠償計算缺乏可操作性與法定賠償標准明顯偏低、權利人舉証難等問題。

“盜版電影壓縮了影視劇制片方、發行方、院線等主體的獲益空間，損害了正版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受訪專家表示，電影產業在堅定文化自信、滿足文化需求、促進國際互鑒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對盜版猖獗現象不徹底治理，長此以往會嚴重影響影視從業者的創作熱情，阻礙優質作品的創作與傳播，進而影響整個影視產業乃至社會文化構建的良性發展。

泄露資源要承擔法律責任

2月2日，國家版權局曾發布《2019年度第一批重點作品版權保護預警名單》，要求版權行政執法監管部門對本地區主要網絡服務商發出版權預警提示，加大版權監測監管力度，從嚴從快查處未經授權通過信息網絡非法傳播版權保護預警重點作品的行為。《流浪地球》《瘋狂的外星人》等當時即將上映的8部賀歲片均包含其中。

“如果盜版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則涉嫌構成犯罪。”受訪專家表示，根據我國刑法第217條規定，以營利為目的侵犯著作權，且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3條規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屬於刑法第217條中的“其他嚴重情節”：（一）非法經營數額在五萬元以上的﹔（二）傳播他人作品的數量合計在五百件(部)以上的﹔（三）傳播他人作品的實際被點擊數達到五萬次以上的﹔（四）以會員制方式傳播他人作品，注冊會員達到一千人以上的。

“泄露資源除了版權責任之外，還可能引起侵犯商業秘密方面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叢立先強調。

而對於網上叫賣電影資源的賣家，或攜資源拜年的“熱心網友”，受訪專家均表示，這些行為可能會涉及承擔法律責任，但由於行為的性質和行為的后果不同，具體承擔的責任亦有所區別，因此需要就具體行為進行針對性分析。

平台不能輕易免責

春節檔院線電影資源泄露后，不少網絡平台開展了一系列自查行動。根據微信官方公眾號“微信派”消息，2月4日至11日，微信對公眾平台上未經授權、非法傳播版權保護預警重點作品的行為進行了處理，包括《流浪地球》《瘋狂的外星人》《飛馳人生》等院線電影的盜版內容。

其中，微信平台共收到影片權利方及其代理方的投訴達631個，刪除接近500篇被投訴涉嫌含有盜版鏈接、資源或侵權內容的公眾號文章，並處罰了近130個嚴重侵權的公眾號，對涉嫌存在盜版影片內容的近60個嚴重違規賬號採取了封禁等處理措施。

閑魚、轉轉等平台也進行了緊急處理，發稿前記者在閑魚上搜索“流浪地球”時已顯示“無法搜索閑魚違規信息”，搜索“春節檔打包”時，發現隻有一條轉讓電影票的信息，但搜索“賀歲片”仍存在個別倒賣資源鏈接。

受訪專家認為，傳播平台在盜版電影的傳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需要根據網絡平台在盜版電影傳播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實際作用，來判斷其相應的版權責任。

“如果網絡平台和實際傳播者共同提供了盜版電影，其應該承擔直接侵權責任或共同侵權責任。如果網絡平台幫助傳播了盜版電影，則其應該承擔間接侵權責任。”叢立先分析，“如果網絡平台僅僅提供網絡自動接入、存儲、搜索鏈接等技術服務，則應該按照‘避風港規則’（即平台收到通知后對侵權行為進行移除后不再承擔其他責任）享受一定的侵權責任豁免。”

然而，隨著技術更迭，如今網盤已成為盜版侵權資源的“藏身之所”，今年春節期間，泄露的電影資源依靠網盤鏈接迅速傳播，更是讓反盜版團隊頭疼不已，盡管加班趕工刪鏈接，在百度上搜索“流浪地球資源”，依然可見大量相關鏈接。

在許燕看來，網盤所擁有的“分享”等功能，使得其不再是法律意義上單純的信息存儲空間服務商，“如果網盤沒有做到事前審查和事后監管處理（徹底刪除源文件）的義務，則很有可能會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而不可以再簡單地適用避風港規則進行免責。”

2018年9月18日，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百度網盤傳播網絡劇《匆匆那年》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判令百度網訊公司立即從百度網盤中徹底刪除該劇，並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50萬元。法院認為，百度網盤的經營者應當承擔百度網盤的經營風險以及其作為網絡服務提供者的審查義務和責任，刪除服務器上的資源而非刪除鏈接——這對於版權方而言是一種極大的保護。

構建版權保護體系正當時

2月12日，電影《流浪地球》《廉政風雲》《熊出沒：原始時代》委托律師事務所發布聯合維權聲明，向涉嫌盜版的手機端軟件“麻花影視”發送律師函，敦促對方停止侵權，立即對盜版資源進行下線處理。聲明還稱，將保留進一步追究責任的權利。

“權利人可以通過民事侵權訴訟向侵權者或平台主張侵權責任，如果實施盜版行為的主體與權利人之間是有協議約束的（如保密協議等），則違約之訴也是一種選擇。”許燕表示，“相關正版權利人還可以採用行政舉報、投訴及刑事報案或刑事自訴的方式遏制盜版現象。”

考慮到網絡侵權迅速蔓延的特點與維權措施的時效性，許燕建議制作方可以考慮同步與專業的第三方版權監測維護機構或公司合作，及時發現、屏蔽、清理盜版資源，防止盜版資源繼續擴散。

“制作方除了通過司法途徑追究民事責任以外，對於規模性的或傳播力廣泛的侵權行為還應該尋求行政執法力量的介入，可以考慮通過司法機構和執法機構協作追究刑事責任。”叢立先認為，非常有必要採取制作方產業間的版權聯合和配合機制，加強本領域的自治和聯盟救濟。

“有關行政執法部門也可與專業的第三方技術服務機構合作，借助該第三方的技術、人員優勢，針對網絡盜版侵權行為加大監管力度，擴大監管覆蓋面，提高監管時效性。該第三方的監管數據，也可以考慮以恰當合理的形式納入司法程序中，作為認定法律責任的判斷依據之一。”許燕建議。

叢立先則認為，面對網絡盜版侵權亂象，有關部門應當考慮法治層面的頂層設計與完善，包含立法、司法、執法、守法的協同與聯動機制的構建，對於惡意侵權、規模侵權應該強監管、強懲罰。

“其中應包括加快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完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制度，健全網絡著作權確權、流轉制度，細化版權糾紛案件的典型問題，引入侵權懲罰性賠償原則，強化侵權人的舉証責任，減輕權利人的維權成本，加大事前監管及事后懲處力度等多方面問題。”許燕進一步解釋道，“作為網絡盜版內容傳播的主要渠道，網絡平台應設計和制定合理的侵權投訴規則，建立可以及時響應的投訴處理和處罰機制。”

面對嚴峻挑戰，胡鋼建議將打擊電影網絡盜版納入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工作范疇，需要構建“以網制網”的行政、司法、企業、行業、消費者等多利益相關方共建共治的打擊電影盜版的信息網絡平台，實現“發現即阻止，發現即摧毀”的效用。另外，相關部門還應加強知識產權國際執法合作，建立跨境聯合打擊機制，雙向阻斷盜版信息的跨境流動。“待條件成熟時，該平台還可以擴展到其他網絡知識產權類別。”

讓版權保護意識成為社會消費習慣

在許燕看來，遏制網絡盜版關鍵還在於，如何在互聯網時代下，摒棄單純的知識拿來主義，讓版權保護意識深入整個行業。

受訪專家認為，除了用法律手段規制之外，利用各種傳播渠道如公益廣告、基層普法等方式進行宣傳教育也非常有必要，將尊重版權保護版權不但落實於法律實踐層面，也落實於民眾生活習慣層面。

“版權教育與宣傳是公眾接觸與了解版權相關知識一個很好的途徑。”許燕建議，利用具有公信力的媒體平台，借助與版權相關的熱點事件或典型案例，開展普惠性的版權知識宣傳，可以針對不同受眾群體特點，制定有針對性的教育宣傳方案。

“版權保護技術的提升與完善、版權標識/權利聲明的規范與應用等輔助措施，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公眾版權意識的提高。”許燕表示，“樹立新的行業共識，有賴於行業各環節的緊密配合，而要實現這一從全社會層面進行認知浸潤的目標，依然任重而道遠。”

據悉，國家版權局已對公眾舉報信息進行系統梳理，及時處理侵權內容，截至2月17日晚，相關部門累計處理侵權鏈接7699條。（楊景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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