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設走過了一條不同於美、日等知識產權強國的快速發展道路，為科技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具體來看，可分為四個階段：1978年至1991年的被動立法期，1992年至1999年的調整發展期，2000年至2007年的探索適應期，2008年至今的主動變革期。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著手恢復知識產權工作，推進知識產權立法。1980年，我國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國務院委托成立多個知識產權立法小組，學習國外的知識產權制度和管理經驗。在較短時間內，先后頒布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

在調整發展階段，國務院於1994年7月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決定》，將知識產權保護提上重要議事日程。此后，政府加強宏觀統籌，形成行政、司法雙管齊下的保護體制，並強調海關在進出口方面的職能。

在探索適應階段，專利保護成為知識產權工作的重心。為此，我們進一步加強專利工作隊伍建設，推動專利法律法規研究，提高專利審查綜合能力。同時，知識產權信息化建設不斷推進。

2008年國務院頒布《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綱要》，知識產權上升為國家戰略。以此為標志，我國進入知識產權制度主動變革的新階段。同一時期，全球爆發金融危機，我國開始主動修訂知識產權制度，運用國際知識產權規則維護自身利益，並開始布局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知識產權制度。

黨的十八大強調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並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知識產權制度建設被提到新的高度。特別是，在“一帶一路”相關各國政治、法治環境存在較大差異的背景下，知識產權制度的輸出因其獨特性成為開展經貿合作的重要突破口。

新時代，以網絡化、智能化為主要特點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站在新起點上，我們要准確把握新技術、新業態的新要求，積極探索“嚴保護、大保護、快保護、同保護”的中國特色知識產權保護模式。

一方面，要注重特定領域的知識產權戰略規劃。聚焦新技術新領域和新業態發展，加快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會聚技術等新興產業和新技術領域的知識產權規劃設計，積極探索知識產權保護新方向。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現代技術提升知識產權管理水平。以大數據、雲技術、人工智能為依托，不斷優化知識產權管理信息系統，加強平台建設，保障數據安全，提高知識產權審查效率與效能，全面提升知識產權服務水平。

（陳強 作者系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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