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識產權領域，知道成緒新的人很多。這不僅是因為成緒新是從事知識產權行業超過二十年的專業人士之一，更是因為他是華為知識產權工作從弱到強、從本土化到國際化發展過程的重要見証者和貢獻者。

成緒新1998年加入華為知識產權部，一開始從事專利挖掘、專利申請和風險分析等基礎性工作，隨著華為涉足國外市場，工作重心逐步轉移到專利許可談判和訴訟等方面，現任華為知識產權許可和交易副總裁、知識產權部副部長，負責公司全球專利包的開發運營、專利許可談判等工作，是全國知識產權領軍人才之一。如果說，華為知識產權部門的飛速發展是改革開放后整個中國知識產權行業發展的縮影，那麼成緒新的發展經歷，也代表了國內一大批為知識產權事業發展做出不可磨滅貢獻的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者。

個人伴隨企業成長

1992年，成緒新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本科學業負擔已經很重，但從小吃苦耐勞的他不滿足於現狀，思考如何成為一個復合型專業人才。大二時獲知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在招收第二學位，性格偏內向從來沒把法律作為職業發展方向的成緒新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報名參加了考試，結果“稀裡糊涂地考上了”。經過了三年系統的學習，成緒新喜歡上了知識產權，“覺得挺好玩”，再加上擁有理工科背景，條理性和邏輯性較強，使他學起來相對輕鬆，自此與知識產權結緣。

上世紀90年代，國內各行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普遍都不強。但華為主要創始人、總裁任正非當時就意識到知識產權很重要，研發成果需要被保護起來，便於1995年由幾名沒有知識產權背景的研發人員創建了知識產權部門。一年后，華為從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的第一屆知識產權雙學位畢業生中招聘了多名專業的全職人才。成緒新作為第二批專業人員被招聘進入華為。

“那時候，知識產權還是新興的行業，要人才沒人才，要系統沒系統，互聯網也不發達，專利檢索都是用最原始的手段，很多論文和專利都是從高校、國家圖書館和知識產權出版社要復印件。”回憶起剛入行的情景，成緒新至今記憶猶新。不過，這同時也給予了成緒新足夠多的發展空間，讓他可以不斷思考、研究、改進，使他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了飛速提升。而他感受最深的就是職業生涯選對了華為，因為有了華為持續的巨大研發投入，知識產權才有生根發芽的土壤﹔因為華為在海外市場的披荊斬棘，知識產權工作才豐富多彩﹔因為華為面臨各種知識產權壓力，作為華為知識產權團隊的一員，才有不斷提升專業知識的動力。

21世紀初，華為開始拓展海外市場，此時等待華為的是歐美通信巨頭所發出的律師函，其聲稱華為侵犯了他們的專利，一開價就是天文數字。這些企業收專利費只是表面，真正的目的是將華為扼殺在起步階段。

“當時在與跨國公司的知識產權談判過程中，華為意識到了知識產權的真正價值，不僅在於保護，更是企業海外競爭的工具，也是進入海外市場的入場券。”成緒新回憶。自此，管理層作出決策，開始真正將知識產權作為公司發展戰略來建設知識產權體系，投入巨資打造知識產權團隊。2005年華為知識產權團隊從20多人擴大到100多人，到現在已經有370多人，是國內知識產權團隊規模最大的企業。

“華為在拓展海外市場時，面臨很多競爭對手的擠壓。知識產權團隊的工作內容不是追求專利數量的增長，也不是為了企業上市，而是為了布局高價值的專利，在談判桌上獲取平等的談判地位。”成緒新說，2010年以后，華為在戰略防御的同時，開始擴展知識產權未來進一步的發展空間，逐漸通過專利對外許可、專利運營來提升華為品牌知名度，獲得行業的認可。

實踐悟出行業邏輯

在一家單位、一個行業工作了20年，是什麼吸引著成緒新呢？“最奇妙的感覺，就是永遠都有一片未知的天空等待著我。就像翻過了一座專利申請文件撰寫的山頭，又有專利談判的小山佇立在那裡。”成緒新坦言，是“山的那頭是什麼”不斷吸引著他翻山越嶺，突破重圍想要一探究竟。

成緒新在多年的從業實踐中悟出了這樣的行業規律，專利侵權訴訟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要命的”，一類是“要錢的”。因此，成緒新在處理任何一個專利糾紛的時候，除了考慮法律層面的問題，還會考慮對方的真實意圖是否是商業目的，再提供相應的解決方案。

“如果對方是要你命的，隻能准備好自己的武器。”當年思科訴華為便是來“要命的”。2000年，隨著華為國際化進程的推進，思科感受到了來自華為的威脅。2003年1月，思科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東區聯邦法庭對華為提起專利侵權訴訟。如果此次華為敗訴將可能成為其國際化多米諾骨牌中倒下的第一張，不僅短期內無法進入美國市場，而且多年開拓的國際市場也將受到牽連，甚至面臨全線崩潰的局面。華為立即成立了由多位高層人員，以及知識產權、數據產品研發、市場、公關等部門組成的一支應訟團隊。華為認為，思科此次訴訟的真正用意並不是和解獲賠，而是試圖通過訴訟來擠壓華為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力，打擊華為的增長勢頭，使華為的產品全面退出美國市場並阻止華為與3COM的合資談判，這便是思科訴華為背后的商業邏輯。2004年7月，這場持續了一年半之久的案件以思科與華為達成和解，終止所有法院訴訟告終。時至今日，這樣忽而腥風血雨，忽而握手言歡的場景在全球通信行業已屢見不鮮，最后多以和解告終，其中的玄機不外乎是商業邏輯。

現在回頭看，成緒新說，感謝思科給華為上了一堂真實而生動的課，在思科訴訟前，華為感知到了知識產權的價值，但又不知道價值真正體現在哪。而思科訴訟后，華為才真正知道知識產權的價值體現在市場競爭中。雖然華為為了那場訴訟花了幾百萬美金，這在當時來說是一大筆費用，但也讓華為省去了一大筆廣告費用。這個訴訟讓全世界都知道思科認為其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華為。既然思科都認為華為是未來最大的競爭對手，那麼如果客戶能信任思科，也就可以信任被思科稱為競爭對手的華為，這是無形卻顯著的品牌效應，自此之后華為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除了來勢凶猛的“要命的”競爭對手，剩下的便是一些小打小鬧的專利收費公司，成緒新稱之為“要錢不要命的”。這類公司來找華為收專利費，成緒新除了核查專利是否侵權，還會用商業邏輯來分析這些公司的基本情況，包括經營狀況如何，訴訟過哪些企業，訴訟結果是怎樣的，與其他公司簽過什麼許可協議等。

這些年來，華為不僅僅在解決自身問題，還懷揣著一個使命，那就是改變行業規則。知識產權規則是幾百年前西方創立的，促進了西方工業革命的成功，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中國更多的是以跟隨者的角色，學習吸收他們的制度、規則、經驗。而現在，中國在某些行業的研發和創新已經位居全球領先水平，知識產權的實力也得到顯著提升，中國企業已經不再是專利許可的被動接收者，需要在業界發出自己的聲音，需要調整已經跟不上時代的國際規則，這就是華為為什麼最近幾年頻繁現身於國外訴訟的原因。成緒新希望能夠通過華為的努力，通過訴訟、談判，改變西方世界定下的固有規則，讓中國企業在國際知識產權的規則制定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改革開放后的這四十年，中國的創新實力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也給了知識產權事業萌芽發展的機會。作為打開中國知識產權這扇窗的重要人物之一，成緒新深有感觸，隻有吃過苦頭、嘗過甜頭的企業才會真正重視知識產權。他期望繼續為華為、為中國知識產權事業再奮斗二十年。（記者 裴 宏 實習記者 李思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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